曾国藩与“刺马案”的瓜葛

马新贻被张文祥用尖刀刺入胸膛，晚清时期一大奇案从此有了得利者，但永远找不到元凶。曾国藩成为最大得利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自同治九年(1870年)上任总督后查了不少大案，但是他绝对想不到自已也会成了一桩奇案的主角。这一发生在江宁府的“大案要案”，一直到谋刺朝迁命官的凶手张文祥被凌迟处死，也没有追出幕后指使者，尽管清廷给马新贻追封了一大堆名号，但是他的家人还是不能认可最后的判决。

即便如此，幕后的疑凶还是动不得的，朝廷要考虑的，是各方面的制衡。

一刀毕命刺马

“马新贻是被一刀毕命的，显然杀手受过职业训练。”对晚清奇闻曾作过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张文祥应该是马新贻淮军时的旧部，但马新贻也只是李鸿章组建的淮军的旁支，而不是正宗。张文祥是他收编的一股捻军。”

张鸣告诉《新世纪周刊》，刺客张文祥在很多记载中被记为“张汶祥”，左边的水是蔑视他的意思，暗指其为江洋大盗。这个说法与南京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郭东辉的说法不谋而合，郭东辉说有些记载认为张文祥早年做过海盗，因马新贻做浙江巡抚时镇压过海盗，所以他为了给兄弟们报仇，追到南京将马新贻刺死。

郭东辉是历史教师，他对自己“身边”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兴趣浓厚，多年来一直注意收集各种涉及南京的历史资料。“张文祥刺马一案，光我看到的原始资料就有五六个版本”，郭东辉说此案一出当即众说纷纭，时至今日能查到从戏剧到评书、从话本到小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张文祥手执尖刀，直刺马新贻胸膛令其一刀毕命。其时是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正在校场检阅新兵射击技术训练，而张文祥冷不丁冲出人群，直取马新贻。

马新贻被刺的现场江宁府衙门，正是现在郭东辉工作所在地的南京一中和一中外面那一圈地带。比较精确的位置，据郭东辉介绍正是如今一中校园南部的操场。在南京一中校史陈列馆有一面用中国画中黑底白线手法刻描的校史陈列墙。其中一幅画就是描绘这一事件的，一个身着清朝官服的人被另一高举匕首者抓着领子，四下里众官员惊慌失措。

两堂会审张文祥

张文祥刺了朝廷命官，案子审了又审就是结不了案，舞台上已经开始唱《刺马》这出新戏了。耐人寻味的是，从那时的剧目起，杀手张文祥似乎就是一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义士。

虽然在紫禁城同治皇帝给他的这位命官亲赐祭文、碑文，特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袭，还封了谥号“端敏”。但是对于地方上的风传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还是想怎么传就怎么传，于是死者马新贻成了“渔色负友”的绯闻男主角，好像无论哪朝哪代，死者一旦有了绯闻，他的故事及其演绎就令人更加愿意相信。　

马新贻死的不明不白，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编的各种历史剧中，他还被当作统治阶级的走狗被批判，而张文祥则是斩杀帝王走狗的义士，郭东辉说：“原始资料都不统一，在比较左的时代，江苏一家出版社出过一本晚清大案要案秘闻之类的书，还把马新贻写成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他怎么会被当作好人记载下来呢？”

马新贻之死惊动了同治和他的母后慈禧。因此审训力度也一步步加大，审训过程拖了很久。著名刺客张文祥被江宁将军审训过，但始终没有供出幕后指使，移给漕营总督审训，依旧没有结果，后来又交以处事果断、为人刚直而著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但是由于这次是刑部尚书郑敦谨会同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审，所以在曾国藩的一再阻挠下，只能维持原判，以“张汶祥潜通海盗图谋报复”定案，只处死了张文祥一人。后台是谁，仍是无人知晓。

“有一种说法是，这件事由曾国荃幕后指使。江宁府是湘军的地盘，他不容外部势力插足，这个案子最后也没有一个定案，因为张文祥什么都不说。但是派系之争的可能性大一些。”张鸣说。

张文祥被处以极刑，朝廷也维护了马新贻的正面形象，但是他的家人和亲信对判决结果非常不满，因为并没有拿到幕后真凶。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猜疑，于是戏剧表演也令人感觉到幕后有人操纵这个事件。事实上朝廷也不相信上报的结论。”郭东辉说：“刑部尚书都亲审了，总不能让皇上或慈禧来审了吧。”

曾氏获利

为什么有人一定要置马新贻死地，他死后谁是受益者？

郭东辉告诉《新世纪周刊》，既然查不到元凶，那就看谁是后来的得利者，谁是审训的阻挠者。“这个问题简直不查自明。”

马新贻1868年就任两江总督时，从这个位子上离开的是剿杀太平军的“功臣”曾国藩，而江宁府南京城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从李玉成的手中拿下的。

“这一事件很可能是因政治矛盾引发的，应该说湘军和曾国藩是得利者。”郭东辉说。

事实上这一矛盾并不始自曾马之间，早在马到位之前，朝廷对曾氏家族的巨大能量已心存芥蒂。

南京是湘军打下来的，曾国荃打南京用了两年时间，朝廷对他很不满，认为他打得不卖力，为此还训斥过他。然而曾国荃在1864年进了天京(太平天国时南京旧称)以后，太平天国的主要头目一个也没活捉到，洪秀全也跑掉了，而曾国藩报功心切说他们已被剿亡。左宗棠当时就提出不同意见，后来在江西果然发现了幼天王洪天贵的踪影，最后经核实，确实是左宗棠所言不虚。为这事曾国藩和左宗棠还打过很多年官司。

郭东辉说，还有一件事令皇上不快，湘军缴获太平天国的金银和财富并没有全部上缴国库，太平天国十多年间，的确积累了不少财富。但是曾氏上报数目离想象中的巨额相差太大。而湘军打下天京后大车小车向自己家乡日夜运输也是事实，当时湖北湖南还掀起过抢购田地的热潮。这些从军政到经济的各种消息，无不使慈禧反感和起疑。

“因此，对于湘军在此后被清廷千方百计地压制，一时间凡是与曾氏有矛盾的就能提拔，造成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朝廷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坐镇江宁府就是削弱曾氏势力的一步棋。”郭东辉说。

而马新贻还真的着手整顿社会秩序、调查财富分配，深深地触犯了湘军的利益，但他无论如何强有力的手段也无法撼动湘军多年来在两江打下的基础。张鸣说，不仅马新贻不能，孤儿寡母的同治母子也不能，于是曾国藩又回到他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去，以制衡1862年从江苏巡抚起家后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的重臣李鸿章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