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参加国徽设计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成为燃眉之急。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七零八碎的都淘汰了。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最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

梁思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另外，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是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负责人。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和绶带等。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梁思成小组的国徽，调子是灰色的。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与此同时，林徽因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在激烈的争论后，毛泽东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肯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创意之后，也就是要确定新的国徽中哪些标志物属于必须出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新的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

张仃2001年北京西山家中露台上设计的构想采用了美院组后，周恩来让清华组来完善国徽的设计。因为清华组个个都是建筑绘图高手，对正式图样的操作，绝对专业。所以最后他们的定型图被选中，不应意外。

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

国徽挂到天安门上，有功人员八名，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高庄、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八百斤小米。梁思成还建议多给高庄一些，因为他修改有功。张奚若也建议要给清华重奖。

若干年后，在究竟是谁设计了国徽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争论，总有人来向张仃询问，以至于他不愿意再作回答。他向来不愿意争什么名分，一直强调国徽的完成是集体的智慧，而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创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设计、第一批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均出自张仃之手，这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