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对艺术，对理想，一如既往

罗中立的《春蚕》曾被估价高达至少8000万元

罗中立的《祈》获1986年国家级优秀奖

如果说有一幅画曾经深深地感动、震撼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那么罗中立的《父亲》是当之无愧的。1980年，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当中，这幅高达两米的普通农民的肖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高票当选了那届画展的金奖。30年过去了，当年大三的学生，已经成为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而他对大巴山人的那一份牵挂，那一份描绘却从未停止。在今天的罗中立身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当年那位纯粹而热忱的文艺青年的影子，无论是对于艺术还是艺术教育，他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一个“人”的时代开始

杨澜：最近，大家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您当年画的，一整批对于大巴山人生活描述的作品，但发现唯独缺少了《父亲》这一幅，它在哪儿呢？

罗中立：在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室里。我最后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依然能想起很多学生时代的创作往事。

杨澜：黝黑的皮肤、深刻的皱纹、树皮似的老手、被烈日焦灼的双眼……这幅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油画诞生于1980年，那时候，中国社会刚刚摆脱禁锢迎来改革开放，也是头一次让一个普通农民的形象占据了两米高的画布，呈现在公众的面前。《父亲》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普通人终于成为了时代的主角，这幅油画因此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我想知道，您在当时把一个普通农民的脸画得这样大，应该存在一定的争议和风险吧？

罗中立：我自认当时非常有勇气，当然压力也很大。其实我画《父亲》的一个动力，就是这个尺寸的大小，我将一个画领袖的尺寸，转换成一个画普通农民的，它象征着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开始，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审视中国的这样一种人文关怀，重看这幅画的时候，依然很感动。山里面的这些人，让我有了一个去了解他们，用作品呈现他们，并承载自身经历的宝贵体验。

杨澜：是他们承载了这个国家？

罗中立：对。

杨澜：1968年，正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就读的您主动去四川境内的大巴山体验生活。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您看到一位老农蹲在公厕旁边，像守宝贝一样守着粪坑，这一忍辱负重的农民形象印入了您的脑海，也让您产生了画农民像的想法。而您在大巴山的房东老人也成为了画像的模特，这位叫邓开选的老人，当时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罗中立：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公社的干部们念一个名字就领走一个同学。当我第一次看见老人时，他在油灯下面显得很沉默，因为天色已晚，黑灯瞎火，我们走得高一脚浅一脚的，只听见满院子的狗叫，知道有很多人在周围活动，但就是看不清楚。我一进屋就觉得很呛人，里面弥漫着刺鼻的烟味，但是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都非常地兴奋，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在人群里面看见那老人，很安静，包着白头发，留着长胡子，吸一根长长的旱烟。我发现他的言行举止受到周围人的关注，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我据此判断他是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

求知若渴，激情燃烧

杨澜：老人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你画的这幅作品？

罗中立：见过。他们把这些发表在报纸上的画作都贴在墙上当糊墙纸。我去村里的时候，老人指着一张被烟熏得发黑的纸问我，“这是你画的？”

杨澜：他当时有什么评价吗？

罗中立：他并不知道我这幅画其实是以他为原型，融合集中了多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作品，他只知道我画的这个老头有点儿像他。

杨澜：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还在大巴山深处的您硬是赶了10多公里山路，成为县城中最后一名报考者，并最终幸运地考入了四川美术学院。川美自由开放的风气，让学生们被压抑的对于知识的渴望得到释放。已近而立之年的您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那么当年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创作状态，会不睡觉吗？

罗中立：睡觉还是要睡的，但除了睡觉就是画画。那个时候用电都是有限制的，因为经济还不够发达嘛，反正我记得十点一过就熄灯，一熄灯大家就抗议声一片。什么敲盆、打碗的应有尽有，还有忍不住爆粗口的。但大家习惯了后，也自有准备，有同学亮油灯，有同学点蜡烛，也有同学打手电……各式各样的照明工具让我们在熄灯后不被黑暗所困。这个时候的宿舍会在一阵喧闹后慢慢静下来，然后每一扇窗前都有星星点点的亮光。大家一直学习到十二点、一点左右，第二天早上如果发现同寝室的同学比自己起得更早，就会紧张，进而重新调整闹钟，不让自己落后于人。

杨澜：那真是求知若渴的一个年代。

罗中立：对，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望，整个中国对外界的渴望可以说是发挥到了一种极致。那个年代的资讯不像如今的爆炸式泛滥，当年哪怕是一本书，一张画，大家都是互相传阅，视若珍宝，有时一本手抄本也能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和启迪。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学校买了一本日本出版的《世界全集》画册，印刷质量虽然不怎么样，却也被小心收藏起来，放在柜子里锁上。全校同学倘若要看，就得跑到柜子那边去，一本书大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看完，同学们边看边临摹，还会做一些笔记。到了冬天，那个玻璃柜上常常会结了一层水汽，于是我们就不断地哈气把糊了的地方抹干净，挤在一起看。我感觉这一段大学时光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不断突破不断超越

杨澜：1980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发到川美。在当时，艺术市场尚未形成，屈指可数的美展成为美院学生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您对同学说想画一幅《挑粪的农民》，而且画得要跟毛主席像一样大，并为这样的想法兴奋不已。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您这一大胆的创作遭遇到了层层限制，您不得不做出妥协与改变：将老农夹在头上的一根烟卷，换成了一支圆珠笔。是因为夹上这支笔他就显得有文化了吗？

罗中立：是这个意思，当时提意见的那个领导如此这般建议我。当然之后有很多批评说这支笔纯属画蛇添足，但领导的本意也是出于爱护之心，他希望这件作品能够通过审查，所以他认为一定要有一个标志，以显示人物是新时代有文化的农民，而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如果大家都把这个老农看成是旧社会的人物而忆苦思甜，那就失去了我创作这幅画的意义。正因为他是新社会的农民，这幅画才如此地让人震撼。

杨澜：《父亲》让您一夜成名，也让您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1983年底，您被公派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您游历了欧美13个国家，当您远赴法国、意大利等地看到伦勃朗、米开朗基罗这些名家名作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感受？

罗中立：最让我感动的，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博物馆中收藏的伦勃朗的两张画。这两张画的创作时间相隔三十年，而我从中看到了艺术家三十年的惨淡经营和不倦努力。我们八十年代初出国的时候，中国美术界最强的呼声是“今天的我不重复昨天的我，明天的我不重复今天的我”，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国情而言是非常有革命性的，但是就一个个体而言，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榜样，伦勃朗就是我的榜样。

杨澜：所以您站在他的画作前痛哭流涕？

罗中立：感触很深。回国后很多同学问我有什么体会，我回答说其实炒冷饭也是一条出路。

杨澜：这条“炒冷饭”的出路，对您而言便是坚持一辈子画农民；与此同时，您在绘画的形式上不断寻求突破与改变。然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父亲》的记忆实在太过于深刻，它是不是会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您的创作过程？一旦作品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含义和历史含义，作者再想超越、突破它实际上就很难了。

罗中立：在我看来，《父亲》它就是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它并不意味着你的今天和明天，它只是记录了你曾经的一个阶段，特殊的历史背景成就了《父亲》，所谓时势造英雄便是如此。其实，即使当时我不画这幅画，也许张立中、李立中也会创作出类似的、具有时代符号意义的作品。所以，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该做什么，明天该想什么，而不是过去的事情。艺术最可贵的本质精神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突破和超越，在不断地创造和求新。

坚持理想努力工作

杨澜：既然您如此地热爱画画，那又为何要接川美的院长一职呢？

罗中立：当院长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次误会，一段插曲。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在转向行政的过程中有一番很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挣扎。当院长后我们班的同学全部嘲笑我，何多苓问我：“罗中立，你院长都敢当呐？”张晓刚也笑我：“你当院长，像不像啊？”

杨澜：据说叶毓山老院长找你谈话的时候，你不仅坦言自己不当此任，还转而“规劝”起他来？

罗中立：我说我不想走这条路，叶先生您也不要当什么院长了。历史永远只记得作品，经不住行政体制对人的消耗。后来我转念一想，其实自从踏入校门那天起，什么样的老师招人喜爱，什么样的课程最受欢迎；时间表应该怎么安排，电器、水管应该怎么摆放……这些事情我都胸中了然，因此大可不必过分纠结。

杨澜：您上任后对川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大的动作便是投资兴建起被称为“坦克库”的艺术中心。每一位学生只需支付少量租金，便可在“坦克库”里租一间工作室进行自由创作。出自这里的年轻艺术家在艺术市场上颇受追捧，“坦克库”也由此被称为中国美术界的“西南高地”。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间工作室，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艺术院校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啊！

罗中立：学生时代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搞创作，叶毓山院长就把一些剩余的学生宿舍分给我们当工作室用。夏天的时候重庆有三、四十度，男同学经常赤膊上阵，当时跟我一起合住的杨骞正在谈恋爱，每次他女朋友一来我们就得把衣服穿上去，还要“训练”自己不受情侣间亲密举动的干扰……这段经历让我执着于单独的空间，哪怕只有几个平米也好，所以我在学校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决定打造一百零八套工作室。我相信，只要到了晚上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室内灯还亮着，川美的希望就还是很大。

杨澜：在30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中，四川美术学院涌现了一批批具有影响力的画家，被称为“川美现象”。作为这一现象的第一批代表人物，您对乡土社会的描绘、对现实的关照，使您的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30年过去了，艺术品市场逐渐繁荣，商业价值似乎取代了人文价值，成为衡量艺术品最重要的标杆。当您向学生们灌输“让市场败倒在脚下，不要败倒在市场脚下”的时候，您的底气足吗？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您又会给学生怎样的建议？

罗中立：如今的社会环境早已和当年大不一样，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面临的诱惑和压力太多。然而，浮躁的风气会让年轻人早早地夭折在市场面前。我必须告诉学生，有了真正的艺术，才有真正的市场。好的艺术，一定有好的市场；好的市场，未必是好的艺术。我们一定得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且努力工作。（新闻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