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马可鲁？马可鲁的艺术之路

马可鲁

记得有一首歌唱道：“背起行囊城市已在远方，对你挥挥手，不用说再见……”歌中所唱也是杰克·凯鲁亚克式“在路上”的典型景观。从当年与年轻艺术家创立无名画会，到美国布鲁克林的生活时光，再到2006年回到北京，四十年间，马可鲁从一个城市转换到另一个城市，艺术创作也经历了无数次“马可鲁式”的转变，但他从未放弃过“在路上”的脚步。

直到经历丧子之痛，他才终于慢了下来。然而，这样来自天神那玩笑般的折磨也让马可鲁想了很多，他说：“其实生命的时间长短不再重要，你活过了，生命就是完整的，长与短，这不是我能选择的。”9月3日将举办的“马可鲁绘画四十年”大型个展，既是他与过去的了结，也是继续上路的开始。

马可鲁

1954年生于上海，成长于北京，职业艺术家。1979年，曾与其他年轻艺术家成立“无名画会”。1988年初远赴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同年，他的抽象水墨作品参加了中国、美国艺术家联展“北京-纽约纸上作品展”，1988年底辗转欧洲后到达纽约。此后他获得位于缅因州的斯古海根绘画与雕塑学校奖学金进入该校学习。1989-1990年又进入帝国学院艺术系工作室项目。2006年回到北京生活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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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鲁

商报：2006年，您从美国回到北京生活，回国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

马可鲁：其实很简单，我早就想回到国内，在一个地方待得时间长了就想换换环境。我不是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在我出国前就是这样。同时，在美国的艺术家，包括美术艺术家在内，很多人都是在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在美国，没有像国内如此庞大的职业艺术家群体，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在我租住的艺术工作室中，有很多工作室都已出租给艺术家，但平常这些工作室几乎都是空闲着的，艺术家们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维持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我发现美国艺术家在中年以前没有多少渴望成名的野心，他们创作的装置作品在市场中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人问津，但他们还是安心于创作，非常朴实。

商报：您开始创作抽象绘画的时间很早，那时国内抽象绘画还是件新生事物，您为何从风景创作转变为抽象绘画？

马可鲁：上世纪70年代的写生对象基本都是风景，但我们在写生中加入了语言的探索，这有别于学院中的风景习作，其中体现出很多学术含量，那时的想法与社会现实主义创作完全不同。当然，在上世纪70年代时，看不到很多作品的原作，只看过一些画册，但这些画册的作用巨大。我认为，当时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很认真，甚至缺乏幽默感，而作品画面中却异常“干净”，大家都在寻求一种完美。

那时，虽然抽象绘画并没有现在这样普遍，但我在创作中想体现一种社会变现性的东西，让社会情趣变得更加强烈，此时转向抽象绘画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转变。抽象绘画创作时做足“减法”，表现更为直接，在画面中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视觉震撼力。

商报：在国内，您当时是第一批创作抽象绘画的艺术家，此后为何选择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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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鲁：上世纪70年代，凯鲁亚克创作的《在路上》是我们的“圣经”。此后，与我要好的艺术家张伟、朱金石陆续去了美国、德国，而其他好友也陆续出国，因此我也赶上了“出国潮”的潮流，先去欧洲，然后到了纽约，与张伟住在纽约东村。在美国，我有时间和机会接触到更多抽象绘画，逐渐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随着创作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只是成为纽约众多抽象画家中的一员而已。此时，我开始思考文化身份问题，我是谁？我的创作应该是怎样的？实际上，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作品，符合我理想中艺术创作的思路，例如“八大山人”的作品，在国内时我对这些作品就很尊重，这才是我要寻找的。

商报：对于文化身份的思考最终导致您“八大系列”作品的出现？

马可鲁：是的，在创作“八大系列”作品后，很多人都说我是在打中国牌，其实对中国传统艺术我是非常恭敬的。虽然我不是传统画家，但我有20年写生绘画的经验，如何将其放入绘画中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不希望用西方美学理论去解读“八大系列”作品，我所运用的语汇还是中国美学的体验方式，只是工具和材料不同而已。

商报：近期，您作品中的用色变得很鲜亮，为何出现这样的转变？

马可鲁：这与儿子的去世有直接关系。儿子去世后，我想用他喜欢的颜色创作作品，这些鲜亮的颜色都是他所喜欢的。（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