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教我学书法趣闻

陈启智

入宅习字

我们听了老师的书论，顿开茅塞，练习起来，也觉得颇有长进。但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老师在茅草屋里所讲的竟是当时书法界最先进的理论，老师在膝盖上小学生横格本里写出的竟是中国首席书法家的优美字体。

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我写的字在班里还算是不错的，能排到前5名之列。一个女同学称我为“写字先生”，我还沾沾自喜。及至跟老师习字，方知自身之浅薄。在老师的书法面前，自己的字实在劣弱不中于款，一文不值，原来颇为得意，自以为帅气的写法，恰恰是最丑陋的地方。意识到这天壤之别，我非常兴奋，因为我可以正本清源，从最基本之处开始学起，完全摒弃自己先前之谬误，而帮助我彻底改变的，能够圆我成为书法家之梦的又是中国书坛泰斗启功老师。以中国之大，爱好书法者不可胜数，但谁有如此机遇呢？我无疑是最幸运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

一次学习后，我问启功老师：“您对书法有这么精深的研究，怎么不出本书供大家学习呢？”老师回答说：“中华书局曾经约我写一本，还预支了200元稿费让我买资料用。可惜运动一来，全都告吹了。稿费我也给退回去了！”老师怃然良久，又说：“把这些都教给你们也就行了。”一时间，大家也都语塞。

但老师脸上的愁云很快就消散了，在果园劳动的几十位知识分子当中，和黄药眠、钟敬文、陶大镛等同时被监督改造的全国知名“右派”教授相比，启功老师可说是最乐观豁达的人。一次劳动间休息时，启功老师见众人一个个无精打采，连说话声都没有，便别出心裁地对大家说：“诸位可会蛤蟆跳吗？让我来做做看。”说着，只见他四肢着地，接着身体猛然向上一跃，就在两手落地之际，双腿在空中就势一屈伸，又迅速回归原态。这个滑稽动作，顿时引起哄然大笑，在那政治寒潮时期，出现了罕见的欢乐场面。不知怎的，我心中却又涌出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下乡劳动只有15天即告结束，我们的书法学习也随之终止。返校不久，又赶上什么高等院校“战略转移”。我校上千名师生在主楼前聚集，等候上车开赴京郊“东方红炼油厂”。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启功老师，方知老师被系里红卫兵组织留下编新词典。正当我为不能继续跟老师学书法而感到惋惜时，老师爽快地说：“下厂不是还有休假日吗？休假时可到我家里来，咱们一块儿写。”接着又告诉我他家的地址—西直门里南草厂街小乘巷86号—及行走路线。分手后，老师走了十余步，又回过头来，把手弯成弧形，放在嘴边大声说：“记住！86号！”那神态，那声音，使我终生难忘。

初次拜访启功老师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敲门，老师亲自开门，双手抱拳，满脸笑容地说：“快请进！快请进！”一直将我让到书桌旁边。老师的家非常简陋，一个小院，北屋三间房里住着他的内弟一家，南屋两间房就是老师的住所了。屋内终年不见阳光，院里还有一棵槐树遮蔽着，使得光线更加昏暗。房间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棋盘心屋顶、碎砖泥墙、纸窗户，纸顶棚上有许多窟窿，经常有耗子在棚顶上跑来跑去，哗哗作响。屋内一半灰砖地一半土地，墙在夏天潮得流水，老师用一块油毡隔在床边。两屋之间没有隔断，摆设异常简单陈旧，靠西墙的书箱和书籍几乎堆到棚顶了，靠南墙的中间放着一个方凳，方凳下有一只黑兔躲在蒲包里，门口的左手边是一个三条腿的木架，上面放着脸盆，东边靠南是床铺，东墙立一个旧书架，靠北临窗是老师的书桌。老师常坐一把旧式藤椅，我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听老师讲解书法。1976年地震的时候，老师为这所陋宅写了一副对联：“四壁如人扶又倒，一身随意去还来。”他当时患了梅尼埃病(俗称“美尼尔综合征”)，总头晕，地震时的墙壁恰似他的状态一样“扶又倒”，而下联则反映了他达观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