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翰墨瓌宝”漫赏碑帖珍本
上海图书馆所藏历代碑帖，因得久远深厚之传承积累，更加几代人坚持不懈的搜求发现，其质量之精，堪称举世闻名。上海古籍出版社得上海图书馆合作支持，自2006年起，陆续刊行“翰墨瓌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一至三辑，以最新尖端的影印技术和几可乱真的复制手段，精选二十种皆为镇馆之宝的孤本善拓，原色原貌，化身千百，将古人一向艳称的“下真迹一等”之玩赏缘福，名符其实地让今日研究鉴赏各家尽情分享。
《史晨碑》(上图藏孙氏小墨妙亭本)
《许真人井铭》题跋之一
《许真人井铭》
《鲜于光祖墓志》(上图藏本)
《鲜于光祖墓志》(北大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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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所藏历代碑帖，因得久远深厚之传承积累，更加几代人坚持不懈的搜求发现，其质量之精，堪称举世闻名。惜由于各种因素，除有限的公开展览或少数的零星复制之外，许多珍稀名品，若非特殊之需并经特别手续，一般人甚至是近水楼台的本馆人员，平时皆难获一睹，更遑论上手细品之乐。因忆三十多年之前，于此兴趣正浓的笔者，恰逢几可谓百年难遇的特定机缘，不仅有幸多见原本原件，且展阅之间，常聆馆内老辈专家当场指点评说，至今铭心。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得上海图书馆合作支持，自2006年起，陆续刊行“翰墨瓌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以下简称“翰墨瓌宝”)一至三辑，以最新尖端的影印技术和几可乱真的复制手段，精选二十种皆为镇馆之宝的孤本善拓，原色原貌，化身千百，不仅将古人一向艳称的“下真迹一等”之玩赏缘福，名符其实地让今日研究鉴赏各家尽情分享，也使我能有机会重对佳本，再续前缘；并就其中旧识新知，略说一二。
一、《史晨碑》
全碑分为碑阳(正面)《史晨奏铭》和碑阴(反面)《史晨饗孔庙碑》，合称“史晨前后碑”。这是历来被誉为“与《礼器》、《张迁》、《曹全》并列为四大汉碑之一”的汉隶名作，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传统经典。明代金石学家郭宗昌赞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楷模，亦非后世可及”。清初著名鉴赏大家孙承泽，更在《庚子消夏记》中直接援引此说，评其为“汉石之最佳者也”。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9月)中则谓：“汉隶风格，如万花飞舞，绚丽难名。核其大端，窃以《礼器》、《史晨》为大宗。”“汉隶之传世者多矣……以书艺言之，仍宜就碑版求之。盖树石表功，意在寿世；选工抡材，必择其善者。碑刻之中，摩崖常为地势及石质所限，纵有佳书，每乏精制，如《褒斜》诸石是也。磐石如砥，厝刃如丝，字迹精能，珍护不替，莫如孔林碑石。” 《史晨碑》正是这类石材质地精良、书写刻工考究的名碑巨制。而汪庆正先生又在《东汉石刻文字综述(上)》(原刊《上海博物馆刊》第一期，后收入氏著《中国陶瓷钱币碑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中，拈出其文献价值。
至于《史晨后碑》所载：“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这段文字，是有关东汉市井制度的重要资料。
此碑自明及清，直至近世，传拓颇夥。但明拓诸本，多仅前碑《奏铭》。现存最早的，当是原属清代著名书家何绍基旧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阐字本”，为明初所拓每行三十六字本，惜残存《奏铭》前半部共九行。而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龚心钊题签、徐郙题跋本和上海图书馆的孙氏小墨妙亭本，皆属明代中叶前传拓的“穀字本”，则是现存明拓《奏铭》最全本中的最早、最善之本。今“翰墨瓌宝”据以精印的，正是后者。碑帖鉴定名家王壮弘先生早在其1959年3月26日的鉴碑笔记中，就这样评价：“孙氏小墨妙亭藏王山史、郭胤伯旧藏本，孙氏题为宋拓……字迹凝厚，墨色浑古，为汉碑最古拓本。展玩再三，赞叹不已。况从首至尾，无涂描配补之弊……余见明拓《史晨》不下廿余本，以此为观止，自幸眼福不浅。”(《崇善楼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日后，又于其《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7月)中再次述及：“此碑旧拓屡见，所见明初至乾隆以前拓者，不下百余本，而《奏铭》‘穀’字中横波笔未损者，仅孙氏小墨妙亭一本最为完全。郭胤伯题签，墨色黝古浓重，纸质也较粗厚，乃明中叶前拓本也。”至此本后原跋所称“宋拓”云云，则仲威先生在“翰墨瓌宝”影印本“导言”中，已明确指出：“以碑名入赵明诚《金石录》，则判定当时必有宋拓。然楮墨之古，名家印章，皆非宋本要件。汉碑不必言宋拓，明拓亦已罕见。”此说应具识见心得。昔尝闻潘景郑先生于展阅馆藏汉碑善本之时，谓世传汉碑诸本中号宋拓者，其实多为明初精拓。而吴湖帆先生跋汉《景君铭》，亦曰“汉碑世无宋拓，其号称宋本者，皆明拓之古者而已”。又于其所藏宋拓《昭仁寺碑》后题记中，更述原委：宋代因“盛行集帖，不尚碑刻，凡世传宋拓古帖，不论整残，所见犹夥；至于碑碣，凡初唐诸刻，宋拓尚可见，汉魏则绝无也，盖亦风尚使然”。语虽稍嫌绝对，但还真绝对有其道理。
王氏《增补校碑随笔》中，除多记此碑历代拓本考据特征之外，复列包括艺苑真赏社、文物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有正书局，乃至日本二玄社等在内的各家影印本七类九种，且各详其所据之底本，因知就其所举影印众本之底本而言，已皆不及“翰墨瓌宝”所收，况囿于时代技术等客观条件，又有黑白、原色之别。值得一说的是，虽早在上世纪初，著名学者叶昌炽就在其碑刻研究名作《语石》中称赏碑帖影印：“惟近时欧洲电光摄影之法，可大可小，虽剥泐皴染、笔墨不到之处，亦无不传神阿睹。此为古人续命第一妙方，垂烬之灯，火传不绝，真翰墨林中无量功德也。”然有意识地在研究碑帖拓本的同时，全面关注影印各本，强调“自清末民初以来，出版影印本众多，其中良莠相杂、真赝难甄；不加评述，无以抉择”，从而把系统排比影印之本、并明其各自底本高下优劣以助考校，列为碑帖著录中一项新的重要体例，则王氏《增补校碑随笔》，恐为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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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簿录》中，著录《史晨碑》多本，其中有沈均初旧藏《奏铭》残本：“前半自首行至第六行‘玄立制命’之‘立’字止，均已佚。其存者自‘制命’起，每行仅拓三十二字，复多蠹蚀，毡墨至精，明拓较先者。”王壮弘先生亦指其为“与孙本同时所拓”。罗氏还通过比勘众本，将此碑明拓、明末拓、乾隆拓，直至嘉道拓、近世拓各本主要考据，详列专表，不仅可见其于此碑之重视程度，更对后来研究有利用参考之便。
二、《许真人井铭》
此为大名鼎鼎的传世孤本，当年连富藏金石、惯见善拓的一代巨眼吴湖帆先生获藏之后，也格外青睐、喜形于笔下：“吾家所贮唐宋诸碑帖，以此真宋初拓为最古。所见唐拓诸本，亦不可信，皆无此古也。”遂奉为“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四欧堂墨宝之一”。作者徐铉，系由南唐入宋的篆书大家，与其弟徐锴，并号“大小二徐”。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留心隶书，尤善篆与八分，识者谓自李阳冰之后续篆法者，惟铉而已。人跋其书，以谓笔实而字画劲，亦似其文章。至于篆籀，气质高古，几与阳冰并驰争先。又谓铉书映日视之，中心有一缕浓墨，至屈折处亦然，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耳。”王壮弘先生曾评原石早佚的秦《峄山刻石》徐铉摹本，则谓：“现所见最早刻本，是北宋淳化四年八月，郑宝文以南唐徐铉摹本(摹可作摹拓、临摹二解。以此刻与李斯诸刻及徐铉《许真人镜铭》对勘，则当为徐铉临写之本)重刻于长安者，原石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内。书法与《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相比，觉得框廓纤弱，似乎更接近唐代李阳冰。”因知徐氏之书，能承唐法且比肩大家，自具功力而独步当时。再观《许真人井铭》之凝重遒劲，似更胜《峄山》摹本，况又为现存徐铉篆书中唯一北宋初原拓原装的传本，则其珍稀难得，可以想见。
篆书之外，徐铉另有行书手札墨迹一通，著录于清宫《石渠宝笈》初编，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张葱玉先生曾评为“笔势沉着，犹是唐人矩矱”(《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文物出版社2000年12月)，徐邦达先生亦谓其“书法厚润浑穆，李建中与之近似，可见一时风气”(《古书画过眼要录：晋唐五代宋书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6月)。而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中所咏“行押徐铉体绝工，江南书格继唐风”二句之下，更以注文详论之：
徐铉书世多篆字，如所摹《峄山碑》、《碣石颂》，其荦荦者。栖霞有其兄弟题名，亦篆书，但作“徐铉徐锴”四字。近世出土《温仁朗墓志》，为大徐篆盖，新发于铏，最见真貌，然非真行墨迹。譬之峨冠朝服相见于庙堂之上，不如轻裘缓带促膝于几榻之间，为能性情相见也。
大徐简札墨迹，数百年所传，惟《贵藩》一帖。其帖曾入《石渠宝笈》，而《三希堂》、《墨妙轩》俱未摹勒，不知其故。今屡见影本，笔致犹是唐人格调，札尾具名处作一花押。不见此札，不知大徐墨迹之真面目，亦不知唐代书风，与时递嬗；至宋而变，其变如何也。
郑重先生《海上收藏世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吴湖帆一篇中，记《许真人井铭》最后由吴氏让归当时上海市文管会的佚事，则又为有关此铭的掌故趣闻，因迻录附此。
《许真人井铭》为宋拓传世孤本，徐森玉欲将此帖购进博物馆，便叫秘书汪庆正去动脑筋完成此事。汪去了，吴说不缺钱，不愿出让。汪还是出入吴家。吴爱好围棋，汪常常陪他下棋。他有时让汪五子，汪还是以输而终局。如此往返经年，吴就是不把此帖拿出来。有一天，吴突然到天平路文管会找汪庆正：“小汪，你在十二点之前，给我筹划人民币八百元，这部帖就给你。但过了十二点，就不要来了。”十二点之前，汪把钱送到吴家，遂将此帖携回。
三、《鲜于光祖墓志》
赵孟頫和鲜于枢，无疑是元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中的两位。而赵氏三十四岁为鲜于枢书其父《鲜于府君(光祖)墓志》，不仅为其早年书法、尤其是小楷碑版的典型力作，更是研究鲜于枢家世生平，乃至赵氏与鲜于枢交谊的重要文献。且现仅二件原拓存世：北京大学藏本拓虽较早，惜有残缺；故上海图书馆所藏，遂成唯一全本。“翰墨瓌宝”于元代碑拓中独选此件，可见主事者眼光独到，出手不凡。
正如近世著名学者柯昌泗先生在其《语石异同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4月)中指出的那样：“宋元碑于文史之用最钜”，由元代著名文人周砥撰文的《鲜于府君(光祖)墓志》，因记鲜于枢家族世系及其曾祖、祖父事略，更详鲜于枢之父鲜于光祖生平行迹，而极为有关研究者所注目，屡加引述。更重要的是，该志后盛彪题记中，有“太常公既志鲜于府君之墓，未及卜兆而公卒。后十七年，当大德戊戌，府君之嗣枢，始得吉于钱塘县西次孤山之原……其嗣枢年五十有三”诸语，由此，鲜于枢的确切生年为南宋淳祐六年(1246)，终得推定，从而解决了鲜于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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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年轻时与鲜于枢初识之下，即一见倾心，结下友谊，并至终身。赵氏《松雪斋文集》中多有关涉两人交往之篇什，其中《哀鲜于伯几》长诗所述，似最详备：
生别有再逢，死别终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犹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长淮水北。忆昨闻令名，官舍始相识。我方二十余，君发黑如漆。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春游每挐舟，夜坐常促膝……奇文既同赏，疑义或共析……刻意学古书，池水欲尽黑。书记往来间，彼此各有得。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江南君所乐，地气苦下湿。安知从事衫，竟卒奉常职。至今屏障间，不忍睹遗墨。凄凉方井路，松竹荫真宅。乾坤清气少，人物世罕觌。绯袍俨画像，对之泪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岂终极。
因此，鲜于枢以父亲墓铭书丹这样的要事，郑重请托，决非仅仅因为赵氏擅书；而赵孟頫时虽年轻，却以精楷小字尽心报命，也正缘于非同寻常的情谊。故王澍(良常)跋语中称其“文外有笔，字中有韵，为吴兴楷书之冠”，洵为真赏知音。而赵氏一生中，除为鲜于枢父亲书写墓志之外，后又曾为书法史上与鲜于枢齐名的另一元代书家康里巙巙之父撰写神道碑铭，亦可谓难得佳话。
赵氏三十六岁(1289)所书《姜夔兰亭考》卷后自题中，已有“予自少小，爱作小字；迩来宦游，无复有意兹事”之语，知其早在少年时代，就喜欢写小楷。则其所用之功，当尤勤且深。五十六岁(1309)时重题此卷，又忆及二十年前其“为郎兵曹”，即《鲜于府君(光祖)墓志》前题衔“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时作书的用功趣向：“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今观其三十四岁(1287)所跋《孝女曹娥诔》、传王羲之《大道帖》，以及三十六岁(1289)题钱选《八花图》卷，乃至三十八岁(1291)所书小楷《过秦论》诸迹，皆楚楚有致，古趣盎然。而作为“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的《鲜于府君(光祖)墓志》，小楷规整，气息典雅，多有魏晋遗韵，也正是其当时浸淫传统的用心之作。虽然这类书迹与其后来中、晚年风格成熟的典型“赵字”相比，尚未完全形成所谓自家面目，但却自然清新，生机时见，正如董其昌跋赵书《过秦论》时指出的那样：“吴兴此书，学《黄庭内景经》，时年三十八岁，最为善者机也。成名以后，隤然自放，亦小有习气。于是赝书乱之，钝滞吴兴不少矣。”而据赵氏同时代的袁桷所记：“承旨公作小楷，着纸如飞，每谓欧、褚而下不足论”，则更可见赵氏的功力和自信，故当年鲜于枢就已一言论定：“子昂篆、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现存《鲜于府君(光祖)墓志》原拓二本中，上海图书馆本曾为清代著名碑版收藏家陆恭松下清斋旧藏，故陆氏婿潘世璜之子遵祁所录《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有记：“松雪《鲜于府君墓志》，小楷书石刻，后有王良常跋。”后归著名金石鉴藏大家沈韵初。值得注意的是，叶昌炽《语石》中又记：“元石至精之品有两本：一为宋仲温《七姬权厝志》，一为赵承旨《鲜于府君志》，皆希世珍也……《鲜于志》旧为沈韵初孝廉所藏，其子筱韵来修士相见礼，以此为贽，遂归余五百经幢馆。”北京大学本虽自“适李择善铭曰”至“又命其友余”共六面约330字不知何时缺失，由清代沈梧抄补，然其可宝之处，不仅因椎拓较早而少文字泐损，更由册尾旧藏者之一唐翰题诸跋及所引相关文献中，知此志原石曾“在保定一士人家”，而唐氏于同治五年丙寅(1866)从沈琴斋处获此不全之拓后四年，又“得见全文拓本于湖州钮君兰畹所”，“以索值过昂置之，后为川沙沈韵初中翰购去。每一展读，怆然久之。”再据唐跋记其所见全文拓本中“君讳光祖”之“祖”字已漫等特征，则应当即为今上海图书馆藏本。凡此种种，似皆可备一闻，且能证吴湖帆先生跋其自藏《金拓蜀先主庙碑足本》中所记：“唐鹪安与先外祖沈公韵初为金石至交，故咸、同间凡古碑旧拓，大江以南，不归沈氏，即入唐氏。余所收数十种中，两家曾经收贮者，殆过半矣。”又近世收罗金石碑拓极富的著名学者罗振玉，曾列此《鲜于光祖墓志》于其《墓志征存目录》之中，以备访求。今由北京大学本中“上虞罗氏”、“叔言集古”二印，知其最终亦得遂愿入手。
附：《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
此志一名《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清乾隆年间出土，与同时所出《司马绍墓志》、《司马景和墓志》及《司马昇墓志》，皆为书法精美、善拓难觅的佳刻名品，人称“四司马”。“翰墨瓌宝”所印上海图书馆藏本，不仅是《金石萃编》作者王兰泉题跋之初拓，且为民国年间文明书局影印底本，故其属珍稀，已毋庸言。而朱翼盦先生《欧斋石墨题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月)中，记此四志出土最初之流转存佚，颇详细节，因稍节录，聊供谈资。
方其初出土时，县学生张大士购得其三，即《景和》、《孟氏》、《进宗》三石也。《元兴》一石为一韩姓者买得，以赠河内刘姓，复自刘姓转入孙姓。孟人欲购不得，仅宛转拓得纸本，是此石存佚已不可知。《景和》一石即在张大士所，时有以闻于邑令周洵者，取至署中。令去任时携去，后亦不知所终。
又启功先生《坚净居金石书画题跋》(收入《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12月)中，有《初拓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跋(一九七七年初)》，称见更善之本，故并录其文，期助探讨。
北朝书结字密而点画疏，后人每于乱头粗服中窥其消息，《石门铭》、《孟氏志》其较著者也。此本捶拓既早，铺墨尤精，宜乎雪堂翁之著于簿录。世行影本，若王兰泉跋本、冯鱼山淡墨本，皆不及此。今归砚寿轩秘箧，足压邺侯三万签矣。此志石与《隋元公姬氏志》火后碎石，同在燕市人家，容光憔悴，等诸马骨，昔尝寓目，弥觉此初拓精本之堪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