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凿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道宣《绩高僧传·昙曜传》记载，昙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众，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称武州塞，州又作周）南麓，武州川峡谷的北岸。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明刻本作漯水）》条，这样描述云冈石窟：「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只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崖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道宣《绩高僧传·昙曜传》记载，昙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众，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分为东、中、西三区，东部四窟（一—四窟），中部九窟（五—十三窟），西部三十二窟（十四—四十五窟）。此外还有许多小型洞窟。共计一千一百多龛，大小造像五万一千多躯。从云冈石窟西行约六里，武州川北有吴官屯石窟。再溯河西行，距云冈三十里的高山镇，遗有焦山石窟。栉比相连，有三十里之遥。

云冈石窟的开凿原因

据文献记载，佛教传入中原，始于两汉之际，到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早期的鲜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只信仰杂卜、巫术，直到定都平城后，才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其中，道武帝拓跋珪首先接受了佛教，并于天兴元年（398年）下诏在京城建立佛寺及僧人居所，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僧徒的官职；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也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并要求沙门“敷导民俗”。北魏佛教的兴起，始于太武帝平定凉州。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为充实京师，将北凉的高僧及工匠虏至平城，使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这也间接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创造了条件。　　

由于北魏佛教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鲜卑政权利用佛教敷导民俗、统一思想，佛教也依附皇权乘势发展。所以，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平城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寺塔建立、僧人聚集，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但也正是由于佛教的迅猛发展，寺院经济的膨胀触及到国家经济利益，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再加上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之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不过，虽然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灭佛”事件使蓬勃发展的佛教受到重创，但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即下诏恢复佛教，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卷土重来。而复佛的直接结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　

关于石窟开凿，《魏书·释老志》有记述：“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的提议得到了文成帝的同意，这是因为太武帝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难以骤然改变政策。文成帝即位后，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弥补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的支持。　

《魏书》中所讲的五所洞窟，即今云冈石窟编号16—20的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拉开了大规模营造石窟的序幕。从此，北魏皇帝以其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为后盾，开始了大规模营造云冈石窟的活动，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些中小型工程仍在进行，一直持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　

至于把石窟建在武州山上，据有关资料记载，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两地间往来频繁，武州塞正是两地的交通要冲；二是北魏军队每每从武州塞北去出征或凯旋归来，都在武州山下祈祷、祭拜，北魏皇帝先后7次到武州山祈福，这里成为北魏王室的祈福神山；三是北魏时期，这里山林葱郁、河水清澈，是僧人修行的理想之处，而且这里的岩石比较适宜雕刻，故选择在这里开凿石窟。

建造历史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