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遗址位于鲤城区，据道光《晋江县志》记：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有关方志记载：南薰门在市舶司之旁。即今泉州市内水门巷竹街南薰门（水门）遗址西北，西到水仙宫，东到三义庙，北到马坂巷洪厝山。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中叶。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朝廷设立福建市舶司于泉州。尚续到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才迁往福州。福建市舶司在此的四百年间，管理着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

遗址

市舶司内原有著名的“清芬亭”一座，南宋初傅伯成等名人曾有诗吟咏，是一座戒贪、颂廉亭。市舶司东侧即市舶库，西南即水关、鹊鸟桥，西为水仙宫，市舶司迁榕城后，司荒废，后渐为民居，现仅存遗址。

水门水关，在竹街西，北为鹊鸟桥。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泉州知州游九功沿破腹光建翼城，以翼卫罗城，水门水关即建于斯时。

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临郡契玉立南拓罗城以就翼城，在德济门至临漳门中间水关左建南薰门。南薰门水关，原高约5米，宽3.5米深2.7米，拱券，条石砌顶，券顶即是城墙。水关后有石闸门，其长石槽尚存。水关上的城墙，1956年拆除。而桥北的鹊鸟桥至今尚存。原六板桥已改成水泥桥，桥旁濠沟尚存一、二巨大石栏杆。

宋至明时，远洋商船的人员，其货物往来，可通过小船，沿晋江、破腹沟、水关，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

市舶司及水关是泉州港的重要遗址，亦是泉州港繁荣的历史见证之一。

史话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市舶使”及其下属由朝廷任命。

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世纪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泉州城形似鲤鱼，遂被称为“鲤城”，又因环城遍栽刺桐树，故又称“刺桐城”。

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南朝时期，泉州就已有同外国的交往活动。唐朝时，政府设立“市舶使”来管理国际贸易。当时，泉州已成为继广州、交州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的第三个贸易港口，但唐朝政府未将“市舶使”设在泉州。五代时，割据福建的“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泉州地方官便把发船到海外经商视为官府的财政来源，泉州的海外贸易逐渐兴隆起来。此后一直到北宋建立前，泉州的海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泉州作为我国重要贸易港口的条件日趋成熟。

北宋时，中国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国内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宋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奖励的政策，泉州港由此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起来，并超过明州（今宁波），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北宋元?二年（公元1087年），福建市舶司设于泉州。

此时，通过泉州港同我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到40多个，包括大食（今阿拉伯）、占城以及南洋诸国。其中，有许多阿拉伯人就在泉州定居，繁衍后代。

南宋时期，泉州港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泉州市舶司的业务也随之繁荣。据《晋江县志》记载：“赵崇度提举市舶司，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扣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而这与泉州港贸易的繁荣及市舶司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他利用这个职位为自己谋私利，垄断泉州港的香料贸易近30年，为自己聚敛了无数财富。

据史料记载，蒲氏家族在一次贸易中被劫匪抢走的货船就达400艘。这些资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旺以及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此外，一些外国人的记述也证明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的繁华景象。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明王朝建立后，战乱和倭寇、海盗的侵扰严重影响了泉州港的贸易交流，泉州港逐渐走向没落。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从而结束了泉州市舶司的历史。自北宋元?二年（公元1087年）至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事宜，同时兼有海关、外贸局、港务局等部门的职能，为泉州港乃至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古代航海和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