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著作，是最有代表性的编年体通史，和另一部史学名著《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和两大经典著作。

它所记载的历史跨度，据司马光自己说一共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的三家分晋，一直讲到陈桥兵变之前的一年（959），加起来正是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而事实上，如果深入解读文本，就会发现，它里面最早的历史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公元前453年的三家灭智伯。把这五十年加上，整部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就已经超过一千四百年。

创作背景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修订《资治通鉴》的原因，据考证主要有两点:

其一,“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瑕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攥一部编年通史。

简单的说，司马光觉得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问世以来，史书典籍杂乱繁多，甚至有很多相冲突的地方，普通百姓都不一定能全部看完，何况政务繁多的皇帝呢？于是，司马光就删繁就简，选取重要的部分，组成一部编年体通史。

其二,“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衿恶，取是舍非”，“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乃“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成一部政治通史。

简单的说，司马光认为以古为鉴，能帮助世人尤其是人主辨明善恶。但由于更注重治国安邦、经略天下，所以《资治通鉴》更多的是选取有关国家兴衰、百姓生计的实例。

其政治性浓郁，这点和司马迁的《史记》是鲜明的对比。比如司马迁感觉游侠不被传述，于是有了《游侠列传》，类似的还有《滑稽列传》、《货殖列传》等。

宋神宗即位后，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