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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大汉与阿拉伯帝国的摩擦,东西方文明的首次邂逅

在西方阿拉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东方的大唐帝国也是盛极一时,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终因为大唐的附属国被阿拉伯帝国侵略,面临着一场大战。

“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伏乞照临,臣之愿也。”

这是一封公元8世纪中叶发出的乞援信,写信人为俱蜜国王那罗延,收信人为唐朝皇帝李隆基,也就是唐玄宗。俱蜜国大概位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开元年间(713~741年),该国曾给唐玄宗进献过美艳的“胡旋女”,是唐朝在中亚的一个属国。

这封信的汉语用词虽然有点蹩脚,但意思很清楚:现在大食(阿拉伯帝国)来打我们,吐火罗(今阿富汗地区)、河中诸国(今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都已被迫臣服,我们的国库都被搜刮光了,大食还要对我们课以重税,求天朝教训他们!

大食(阿拉伯帝国)建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经过约一百年的持续扩张,先是攻灭萨珊波斯,接着兵锋直指中亚。他们由南向北,先征服吐火罗地区,再征服粟特人的故乡——昭武九姓国。

粟特人是操东伊朗语的白种人,秦汉之际曾居住在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后西迁中亚。他们是一个陆地商业民族。如果把唐帝国比作一个人,那么广阔的国土就是其四肢躯干,丝绸之路就是其血管,而粟特人则好比流淌血管中的血液,他们将营养和精气运送到大唐帝国的各个“器官”。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中亚征服者都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推行政教合一制度,伊斯兰教既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又是强大的社会动员体系,其武力所到之处,均对非穆斯林征以重税。粟特人是典型的商业民族,出于逃避高额税收的天然倾向,不得不屈从于伊斯兰教体系。然而,粟特人传统上又是虔诚的祆教、佛教徒。这种精神和物质的激烈二元冲突,促使他们改变了此前在唐朝与突厥帝国争战时通常采取的观望态度,转而一致支持唐朝。

粟特人盼望唐朝派兵逐走阿拉伯大军,因为无论在宗教上还是种族上,大唐统治者的姿态都很宽容。如果唐朝胜利,则粟特人在经济上的特权、种族上的独立以及宗教上的自由,会重新得到保证。最重要的是,一旦中亚诸国完全被阿拉伯人占据,粟特人势必丧失对丝绸之路贸易的长期垄断地位。

在频频接到中亚乞援信的同时,唐朝西北驻军发现,吐蕃人和阿拉伯人常常联合作战,吐蕃不断进攻安西四镇与河湟谷地,并把公主嫁给小勃律国(今克什米尔西北)国王,与之结盟,使唐朝西北二十余小国,“皆为吐蕃所制,献贡不通”。大唐在亚洲腹地的霸权,受到两个强劲对手的挑战——吐蕃希望夺取吐火罗与安西四镇,再图东进;大食则企图将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伊斯兰化,拱卫波斯高原,把持东西商道,夺取原本粟特人手中的丝绸、茶叶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到了天宝初年,唐朝以文治武功所苦心营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朝贡带、安全带”,在吐蕃和大食双重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

当年向大唐写过类似求援信的国家,还有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石国(塔什干)、吐火罗(阿富汗)等。这些纷至沓来的求援信,是一次次危急的警号:阿拉伯帝国正步步逼近大唐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人经营多年的丝绸之路,面临严峻威胁。而此时的唐帝国,正值天宝年间(742~756年)。曾经相当勤奋的最高领导人李隆基开始倦政,开元盛世的雄姿暗暗消磨净尽。

唐帝国之所以能拥有极大的财富、声望和威慑力,雄踞东方,令四夷俯首,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是一座丝绸之路上崛起的王朝。创业者李渊李世民父子,发迹于胡汉混血的关陇军事集团。该集团第一代为南北朝时的西魏(535~556年),由于据有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西魏获得了足以称雄一时的财富、兵源、人才、武器与先进战术,一度主宰中国北方。此后,关陇军事集团孕育出北周、隋和唐三个王朝的帝族,他们在五胡乱华的尾声中,持续努力,最终再度统一中国。

到了唐玄宗前期,中原王朝的疆域前所未有地广大而稳固:先后攻灭东西突厥,自秦汉以来北方最大的边患一扫而光;击破吐谷浑(原控制今青海、甘肃一带),保持了河南道(由四川、青海至西域的通道)的畅通;与吐蕃时战时和,在天宝年间之前基本上保持着战略优势;将高昌国(今吐鲁番)郡县化,牢牢掌控丝绸之路南北枢纽;置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治南北疆;设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大军镇,驻扎两万四千名唐军精锐,守卫丝路要道,并且震慑域外的突厥、吐火罗、粟特诸部。

极盛之时,大唐在西域的势力范围远达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堪称空前绝后(13~14世纪时中亚为蒙古帝国察合台汗国领地,但并不归属入主中原的元朝本土)。

总而言之,经营百年、贯通中(原)西(域)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大唐帝国的心脏之路。如今远人斗胆来犯,是可忍,孰不可忍?!

唐玄宗天宝年间后期,大唐的内政已逐渐恶化。李隆基沉湎于杨玉环的丰腴和柔情,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把持了朝政;府兵制遭到破坏,职业军队取代了自由农民军人,中央军数量和质量严重不足;节度使制度逐渐变质失控,藩镇割据初现端倪,边军依附边将,边将握有军、政、财、人的绝对控制权。

更大的问题是,边将以征战攻伐为晋升之道,无意义的杀戮和掳掠在边境地区盛行,这严重影响了唐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大量掳掠及迁移而来的少数民族,聚集在河北诸镇,又形成一边倒的“胡化”。至于代表中央政府权力的丞相,与代表藩镇势力的边将之间关系的恶化,如杨国忠、安禄山之势同水火,只不过是点燃战乱之火的小小引线而已。

尽管如此,面对外来强敌的悍然挑战,大唐仍决意一战。很快,安西都护府受命出兵了。

唐朝初年派驻西域驻军不多,对西域各国无法形成有效节制,一度难以反制突厥。武则天当政时(7世纪中后期至8世纪初)下令,安西都护府常驻兵力二万四千人。自此之后,安西都护府作为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桥头堡、丝绸之路的保护者,与突厥、突骑施、吐蕃、大食等各路人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较量。安西兵堪称唐朝所有武装力量中,战斗力最强、战斗意识最坚定,也是最专业的一支。

天宝六年(747年),高仙芝率安西兵1万人及属国兵1万人,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攻破了吐蕃要塞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他们再跨过雪山和冰川,神兵天降似的出现在与吐蕃串通的小勃律国,迅速将之击破,俘获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唐军精锐一时威震中亚,让吐蕃与大食方面大吃一惊。

高仙芝指挥的这场高海拔战役,打得确是酣畅淋漓。然而,此役之速胜也让高仙芝志得意满,信心爆棚。作为久经战阵的大唐安西兵主帅,他本不应忘记《司马法》(先秦时期军事名著,年代比《孙子兵法》更古老)里的那句忠告:“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过度膨胀的人,常常会迎来意想不到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