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不用偿命？汉代疯狂的复仇风潮
在从伊斯坦布尔开往伦敦的列车上，忽然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位名叫雷切特的商人被人谋杀，手法相当残忍，死者身中十二刀死去。
大侦探波洛也在车上。本打算置身事外的他，在列车董事兼多年好友的再三恳求下，决定揪出这个残忍的杀人凶手，将其绳之以法。调查就此展开。
以上情节来自最近上映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它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阿加莎是英国非常著名的女侦探小说家，她与日本的松本清张、英国的柯南·道尔并称为世界推理小说的三大宗师。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阿加莎的代表作，拥趸无数，曾数次被搬上荧幕。这部作品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作者高超的创作水平，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个故事的类型——它是一则复仇故事：十二位乘客冒着生命危险，精心策划这场谋杀案，为的只是给惨死的阿姆斯特朗一家报仇雪恨。
杀人是不对的，然而为亲人、朋友复仇却令人同情。这种对复仇现象的认同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之中。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卧薪尝胆、赵氏孤儿···等等，种种广为流传的故事无不反映了这一点。
不过，杀人毕竟不容于国法。这种法与情的矛盾，让以正义自持的波洛纠结万分，即便他最终做出了选择，这种困惑也始终陪伴着他。
不过，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汉代中国，这样的心路挣扎大体很难发生。
让我们先从一则有名的复仇故事入手。
酒泉有女子名赵娥，父亲被同乡的恶霸李寿杀害。赵娥有三个弟弟，他们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年突然发生了瘟疫，三个弟弟都丧命其中。
李寿听闻后非常高兴，特意大宴宾客进行庆祝。他对人说：赵家男人全都死了，只剩下女流之辈，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是啊，一个弱女子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然而，直男癌李寿注定要为自己的言行买单。自弟弟死后，复仇之事成了赵娥生活的全部。她每天磨刀霍霍，时刻观察李寿的出行路线，寻找下手的机会。
耳目众多的李寿得知后，立刻严加防备。每次出行都是乘马带刀，以防范赵娥。如此一来，赵娥很难找到合适的时机。
十年的时光匆匆过去了。坚持不懈的赵娥，终于逮到了一个天赐良机。在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二月上旬的这天早晨，赵娥乘车与李寿在都亭前相遇，她立刻下车扣住了李寿的马匹。
李寿猝不及防，震惊之下就要逃跑，然而已经晚了。赵娥抽出大刀便向他砍去。一刀飞起，砍中李寿及其坐骑。李寿被惊马摔倒仔路边沟中，赵娥上前继续追杀，不料，刀却砍中了树木，由于力气太大，一时无法拔出。
紧接着，两人进行徒手格斗，受伤的李寿最终不敌，被赵娥取出自己的佩刀所杀。苍天可鉴，弱女子赵娥终于替父亲报了仇。杀了李寿后，赵娥并没有逃亡，而是从容地提着他的头颅去投案自首。
面对赵娥的自首，先是当地县令不愿实施逮捕，并有意抛弃官位与她一起逃亡。在赵娥拒绝后，案件上报到了郡里。主管治安的郡尉也是由衷赞叹她的行为，先是私下沟通，让她自己跑路，协商不成后便强行让人把赵娥押回家，正就是不让她入狱。
随后，郡、州的地方长官联名上表朝廷要求特赦，最终灵帝下令，赦免赵娥的罪行。之后，九卿之一的太常张奂还专门奖赏她二十匹束帛，而当地则为她专门修建石碑立传。
于是，本是杀人犯的赵娥，反而成了名闻天下的道德楷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免有些诡异。赵娥的遭遇，并不是个案。
东汉人董子张的父亲为同乡人所害，他自己没等报仇便身患重病。病危之时，朋友郅恽前来看望，董子张已经欷歔不能言语，只用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对方。
郅恽明白朋友的心事，于是迅速杀了董子张的杀父仇人，并提着他的脑袋到子张床前。董子张见此，终于欣慰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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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后，郅恽直接自首，尽管县令却不愿逮捕他，郅恽却自愿入狱。不过，县令使出绝招，拿自己的生命去威胁郅恽：如果你不跟我出去，我分分钟死给你看。
郅恽只得出狱。因为这件事，郅恽为时人极力称赞。
虽然在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屡见不鲜，但复仇行为在汉代更为突出，乃至于成为一种社会风俗。上至皇亲贵族、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各个阶层之中都有着浓郁的复仇风。
东汉太学儒生崔瑗的哥哥被人杀害，他亲自手刃仇敌，为其报仇。渔洋人阳球是当地的豪族子弟，曾有郡吏侮辱他的母亲，阳球二话不说，集解一群少年人，杀掉郡吏并灭其家。
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弟弟被人所杀，他想的不是走法律程序，而是直接雇人干掉了凶手。东汉寿光侯刘鲤因为刘盆子杀了他的兄长，便以牙还牙，杀了刘盆子的兄长刘恭。
当然，最霸气的还要数对皇帝的复仇。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路过赵国。赵王张敖对刘邦非常恭敬，一方面是因为刘邦为皇帝，另一方面因为刘邦是他岳父。
然而，刘邦流氓脾气又发作了，面对张敖的礼待，他却显得相当傲慢无礼。赵国群臣异常恼怒，认为刘邦是有意侮辱，便密谋刺杀刘邦以复仇，史称柏人事件。
汉代复仇风气的普遍流行，可以从当时官员的奏折中清晰地看出来：
“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死结冤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
与复仇行为的普遍相比，汉代社会更与众不同的，是从官员到知识界都对复仇者的一致认同。
东汉人苏不韦为报父仇，多次实行刺杀李暠的行动，奈何都没有成功。随着李暠防范越来越严密，苏不韦深知再也没有下手时机了。
于是，他果断赶回李暠的家乡，掘开了李暠父亲李阜的坟墓，割下李阜的脑袋，以祭典于父亲的墓前。
太原名士郭林宗听说后，对此大加称赞：苏不韦为了复仇，竭精惮虑，百折不挠，而他只是一介平民，这种行为难道不比伍子胥更值得称赞吗?
在上面提到的赵娥事件中，当地县令宁愿罢官，也要放走赵娥。在郅恽的例子中，当地官员为了放复仇者生路，竟然拿自己的生命来要挟。
如此种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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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为何有这样疯狂的复仇风气?而精英阶层又为何普遍认同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最容易想到的理由是，古代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有权有势之人往往逃脱法律的惩戒，于是私人的复仇便层出不穷。
然而，要反驳它其实不难。
其一，复仇行为并不只限于无权无势的平民阶层，王公贵族也有此风气;其二，执法者对于复仇者的宽容，不惜知法犯法甚至宁可罢官，也要放纵复仇者的行为非常普遍。而这，是复仇行为盛行的重要原因。
有此两点不难推论，复仇风气的盛行并不在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复仇之风的盛行，以及精英阶层对其的认可，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意识形态。
汉代的意识形态为儒家思想，其经典文本是《春秋》。更具体的，汉代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董仲舒这一学派的大宗师。
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祟，如“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 。当主流思想界都持这样的观念时，复仇的流行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