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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日军占领天津的8年里 他们都做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下旬,日军援兵开到后,开始大举进攻北平和天津。29日,第二十九军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曾夺回火车站,包围东局子的日本军用机场,但30日奉命撤回天津。同日,天津沦陷。在日军占领天津的日子里,日军把天津人民折磨的痛不欲生。

天津沦陷后,日军为了搜刮财源和毒害中国人民,他们在占领区公开出售毒品。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伪政权也成立了所谓“禁烟局”,但名为禁烟,而实际上是将贩毒、制毒合法化,禁烟局成了贩烟局。禁烟局通过控制土药公会倾销鸦片烟土,还采取配给办法鼓励中国人吸毒;凡吸毒者,可领到吸烟证,可以享受价格优惠。这样就使天津的烟馆骤增,多少人陷入毒品魔窟而不能自拔,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顺民”。

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在天津的殖民统治,除了建立伪政权、成立“新民会”等组织外,为了严密控制人民,还推行保甲制度,把军事法西斯专政手段用于天津城市居民。1940年3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委派警察局在保卫科内设保甲股,并组织保甲实施联合委员会,在各警察分局成立联合分会,负责有关实施保甲制度的各种事项。特务机关利用伪警察轮训保甲自卫团,让保甲自卫团作为镇压抗日武装和围剿抗日活动的反动组织,配合警察局进行清乡、清查户口、收集情报。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新闻和出版也被严格控制。沦陷后的天津人民,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日本侵略者认为:“报纸为舆论枢纽,是人民耳目之所寄,若言论庞杂,宗旨不纯,最足以淆惑听闻,影响社会。”因而对报馆、通讯社查禁最甚。沦陷初期,伪治安维持会就成立了“新闻管理所”,制定了一系列新闻发布审查、出版报刊登记等制度,对全市的新闻发布、电台广播、报刊书籍出版发行进行全面严格控制。1943年11月,专门成立伪市政府宣传处,对全市新闻出版严密检查、控制。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5日,在天津日租界福岛街汉奸方若家里,茂川秀和召集会议,与张弧、高凌霨、钮传善等汉奸一起筹划建立伪政权的预备会议。27日,茂川秀和将曾任北洋代理总理的高凌霨请到茂川公馆,研究组建治安维持会具体事宜,确定了维持会十人名单。

7月29日,日军攻陷天津,8月1日,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高凌霨出任委员长,钮传善、沈同午、王竹林、方若等任委员,宗旨是所谓“维持地方治安,恢复秩序,安定人心”,实际上干着卖国投敌的勾当。12月17日,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改组为天津特别市公署,高凌霨任伪市长,但仅干了一个月就下台了。1938年1月17日,北平伪警察局长潘毓桂接替了高凌霨的职务。

天津沦陷后,日军将天津视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和兵站。日本兴中公司垄断了长芦盐业,侵占了永利化学厂、久大精盐厂,生产的纯碱、烧碱、精盐全部输出到日本。

日本人强占了天津郊区一半以上的土地,开办华北垦业公司,设立米谷统制协会,经营农场,建立军粮基地,当地农民要想种地,除了给日本人交租子之外,余粮也要全部由日军收购充作军粮。

1939年3月24日,汉奸温世珍接任伪天津市长。他上台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说白了,就是不许老百姓吃粮食。日伪成立“米谷统制会”,封存市内各粮栈、粮库、粮店的大米、面粉,作为日本军用物资,一般市民倘若敢私存稻米,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惩治,甚至直接枪毙。老百姓只能吃“代用食粮”,也就是把粮库里积存多年的霉烂杂粮,加上糠麸、豆饼、牲畜饲料,磨成又苦又辣又碜牙的“混合面”,不但难以下咽,吃下去还容易得病。

日伪政权还强迫老百姓献铜、献铁、献飞机、献金。上自军政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参加这项活动。所有公署及所属各机关职员,凡是薪水在519元以上的,要“献金”15元;各公私学校教职员工按薪俸1%,专科以上学生每人献1元,中学生每人献5角,小学生及幼稚园学童每人献1角;本市居民以一人1元为最低额。还从商会、工厂联合会、钱业、银行业、五金业同业公会掠得“献飞机金”355万元。搜刮铜60万公斤、铁40万公斤、锡纸1.5万张。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建立殖民地文化。他们采取的方针是毁灭中华民族文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灌输日本帝国文化。企图通过奴化教育让中国人民拜敌寇为祖先,甘当亡国奴。日伪推行战时教育体制,一面加强思想政治控制和军事训练;一面动员学校节约经费开支开办农场,让师生开垦学校空地,种植粮食、棉花、蓖麻,将收获献纳日本军队。

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日军从天津抓走了七万多名劳工,由铁路和海路送往北满、南满及日本、南洋。1943年,日军在塘沽设立华北劳工营。营中有四座关押劳工的铁皮仓库,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折磨,导致不计其数劳工死亡,死者被抛进塘沽四号码头的“万人坑”。1944年冬天,两百多名忍无可忍的劳工集体暴动,遭到日军机枪疯狂扫射,窗台、院子、铁丝网上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暴动的劳工无一生还。

从1939年到1943年,温世珍任伪天津市长四年,可以说坏事做尽,离任之前,他到北平北支驻屯军司令部向冈村宁次述职,冈村宁次对温世珍大加赞赏。

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和经济统制,造成物价暴涨,粮食奇缺,生活必需品极缺。在天津,日本实行了物资封锁,严禁粮食等物资外流。除粮食外,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实行“配给”。“配给”的原则是日本人优于中国人,日本员工优于中国员工,在日伪机构供职的中国人优于贫民百姓。“配给”的物品包括酱油、食用油、盐、砂糖、烟卷、火柴、棉布、肥皂、煤炭等等许多物资。而且,由于物资的缺乏,本来很低标准的“配给”也根本无法保障。天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