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在墩头之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功不可没

1943年，正是抗日关键时期，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形成。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大发国难财，使其统治日趋腐朽。新四军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度过了抗战中最困难的阶段。

黄逸峰，又名黄承镜，江苏东台人，仅用5年时间完成了12年的学习，学生时代即投入革命活动。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社会科学家，故居系清末建筑，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东亭南路广济桥旁，现存两进10间。只身投奔联抗部队，经联抗领导与新四军一师联系，让黄逸峰去原地区搜集被打垮的溃散人员。后带领余部去新四军一师，黄逸峰任司令。

1943年6月，日军对江苏省中部地区进行大扫荡，目标是打击活跃 在那里的新四军联抗部队。由于日寇勾结伪军，兵力远远超过新四军，再加上他们的武器装备和给养都既精良又充足，如果新四军硬碰硬的话，必然会导致伤亡过大。

日伪军万万没想到，新四军竟敢钻到自己眼皮子底下来主动发起攻击，由于主力部队都已派出四处扫荡，墩头据点留守的兵力较为薄弱，被新四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伤亡500多人，该据点被一举拔除。

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敌十倍于我的兵力，并有装甲汽艇担任穿插迂回包围，地形条件多系水稻田，又无有利的地形可以利用。故在整个战斗中除伤亡外，一 、四连计3个连被俘去30余人，其中干部5人。8月中旬几名干部越狱成功，返回联抗部队，其余人员即被伪35师编人师特务连当兵，但这些同志寻找和利用一切机会，陆续返回联抗部队，继续投人战斗。这些返回联抗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在历次的战斗中绝大部分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

墩头战斗结束后，由于部队伤亡较大，即将一、二两个连合并为二连，由周霖任连长，袁捷任政治指导员。因二连是联抗成立时由宋生发同志从新四军带过来的，也是联抗部队的主力连队。故保留二连番号，没有了一连的番号。从1942年底实行精兵简政以后，联抗部队撤销了大队建制。编成5个连队，加一个特务连，直接隶属于联抗司令部指挥。这次战斗对联抗部队来说损失是重大的。

战斗结束后，黄逸峰听说前不久派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联系工作的宣传干事苏挺正好归队了，便兴冲冲地把他找来，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次墩头之战，你立了大功啊！”

“这次战斗我都没参加，怎么会立功呢？”苏挺大惑不解地说。

“虽然你并未参战，但如果没有你搞来的那两万发子弹，我们根本没有条件打这一仗！”黄逸峰笑呵呵地说。

“哈哈，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看来这批子弹来得还蛮及时。”

“没错，要知道正是因为你搞来两万发子弹，给了我们突袭墩头据点的底气。”说到这里，黄逸峰话锋一转，“你还没跟我说说这批子弹到底怎么来的呢！”

苏挺这才想起，上次弄到这批子弹，通知团长去接收后，自己因临时接到任务，便匆匆忙忙走了，没来得及跟黄司令员汇报，便向他介绍了弄来子弹的详细经过。

1943年3月，苏挺被派往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归队不久后的某一天，一位相熟的农民前来找他。这个农民叫田东明，一见面就神秘兮兮地说：“你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来？”说着从怀里掏了一些黄澄澄、亮闪闪的玩意儿。

苏挺一看，马上惊喜地说：“嚯！哪来的‘七九’尖头子弹？”说着便一把抢过来放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细看。

当时新四军联抗部队最大的困难就是武器弹药奇缺，尤其是子弹，甚至比枪还金贵。虽然每个新四军战士身上都背着子弹袋，但里面其实大有文章——每人都只配发了少量子弹，但为了迷惑敌人，子弹袋里大部分空间都是用树枝裁成一小段一小段伪装填充的。

田东明笑嘻嘻地说：“前几天大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忽然发现对面的富户徐老六家灯光晃动，人影绰绰，似乎有人在搬东搬西。我趴在院墙上偷偷一看，原来是有人在往徐家搬箱子，大大小小有几十箱，搬完就码在他家后院墙根下，还故意在上面堆上稻草，伪装成干草垛子。”

团长黄才胜听到苏挺和田东明汇报的情况后大喜，当即派侦察班长张齐武化好装，以走亲戚为名跟着田东明去实地考察。

张齐武摸清情况回来汇报后，黄才胜精心挑选了包括苏挺在内的十多个战士，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来到田东明家附近。田徐两家附近靠着河，战士们是穿着蓑衣、划着小船过去的。登上岸没多远就是徐老六家，战士们敲开门，徐老六一看来了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新四军战士，脸当时就吓白了。

徐老六一看这情况，知道瞒不住了，只得如实告诉战士们，这是他妹夫、国民党某部副旅长张坚德运来藏在他家的，里面是些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苏挺和颜悦色地告诉徐老六，现在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时刻，这些子弹应拿出来打日本鬼子，如果他有什么为难处，可以让他的妹夫来找新四军。

接着，战士们把那些布料、石料箱子都按原样封存好，仍旧留在原地用草盖好，只是把几十箱子弹搬上船运走了，连夜送往联抗部队驻地。苏挺回到团部没多久就接到新的任务，前往江北指挥部了，因此黄逸峰司令未能听他当面汇报，直到打过墩头突袭战苏挺归队后才有机会了解当初意外得到子弹的具体过程。

黄逸峰静静地苏挺介绍完情况后，告诉他，其实这批子弹他早在1932年就有所耳闻，只知道当初有一个财迷心窍的国民党军官，搞到了这批子弹想发一笔横财，想找人脱手却一直未果，但因他藏得严密，后来就没有了消息。没想到11年后，这批子弹转到了自己所率领的新四军联抗部队所在地区，更没想到在它们会在抗日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

最后黄逸峰表示：“那位国民党军官无论如何想不到，他的贪财却让这两万发子弹起到了打击日伪军的作用。不过，这批子弹之所以被发现并利用起来，你和那位名叫田东明的农民功不可没！”

1946年初，黄逸峰受命担任国共和谈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批授予军衔的将军之一。作为特别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在处理“安平事件”中，他运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军首先向我方无理挑衅的真相，在谈判中他坚定沉着，斗争有方，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誉。

黄逸峰是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台地区第一个中共党员，离休前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他创建了东台最早的共青团组织，并为中共东台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苏中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革命前后，历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员、北平军调处我方交通处少将等职。解放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交通部部长、上海社科院院长。他曾遭受国内外反动势力七次逮捕而忠贞不屈，也曾三次被迫脱党而对党矢志不渝。

墩头战斗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在总结经验时，也要总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这也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