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西方化将领 临死不忘嘱咐儿女要对祖国做出贡献
他参加黄埔军校一期，荷枪实弹，浴血东征、打倒军阀，中年时对日抗战，先是古北口长城各役，次为装甲兵部队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寇苦战，缅甸战役，协助盟军打垮日本部队，冒千辛万苦，经野人山归国。他就是杜聿明。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人，为著名抗日将领，1924年6月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曾参加东征、北伐等。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杜聿明时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率部与日军血战古北口。抗日战争爆发前，杜聿明是国军第一支装甲兵团团长，1937年8月率部与日军血战淞沪，同年底装甲兵团扩编为第五军。1939年底，杜聿明率部先后取得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长官，与日寇血战缅北，后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长沙大火后，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人员与放火队员，又来到湘潭城下，欲火烧湘潭城。杜聿明得知后，当面怒斥了这种惊慌失措，草菅人命的做法，随派员收缴了放火队的器械，将放火的人强行控制看管，并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这才使湘潭城池数十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事后，湘潭万民同声称颂，感激杜聿明与二百师的救城之恩。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同年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939年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
1939年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戴安澜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杜聿明在此期间，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1942年3月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安徽省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村。
杜聿明被俘后，国民党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淮海战役（台湾称徐蚌会战）中被俘后的杜聿明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但是杜聿明被俘后却是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胜利，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在遗嘱中，杜仍不忘统一大业，嘱其妻率其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