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建国后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定为元？

忽必烈是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确定以大都为首都。1274年（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1279年（至元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

中国历代的国号，多与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有渊源，如周天子崛起于“周”这个地方，所以他后来定国号为“周”；刘邦定国号为“汉”，是因为他曾经被天下盟主项羽封为“汉王”；曹操的儿子称帝，国号“魏”，是因为曹操曾做过“魏王”；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领过周朝“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一职，因此建国后定国号为“宋”。

但是，忽必烈在定元朝的国号时，并没有沿袭这些方式，而是另辟蹊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经过一系列的内争外斗之后，终于在1260年坐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七年后，忽必烈迁都大都城，即今天的北京城，又过了四年，他将他的国家改名为“大元”。“大元”的国号出自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对广阔无垠、无始无终的浩大宇宙的赞叹。不过，这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当然不是忽必烈想出来的，虽然他很热爱汉文化，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对于汉文化，他还没有熟练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大元”这个国号的提出，其实是来自饱读诗书的中原人的建议。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其实，还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已经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并开始为将来的大业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他对汉文化特别神往，所以特地延聘了许多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汉族幕僚中，有一个法名为“子聪”的和尚，也就是后来的刘秉忠，就是他协助忽必烈改的国号。

刘秉忠比忽必烈小一岁，他出生时，中国的北方已经被辽、金两朝统治了两百多年，刘秉忠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金朝的官吏。刘秉忠17岁的时候，当了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令史这个官很小，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科员，而且是从事文案的科员。然而，刘秉忠从小饱读诗书，他8岁入学，“日诵数百页”，志向远大，因此不甘于做这份下级文吏的工作，终于辞职到武安山出家为僧了，法名“子聪”。

1247年，三十多岁的和尚子聪游历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留在云中南堂寺。忽必烈未当皇帝时，一次召见海云禅师。海云禅师乃是佛教临济宗的领袖，声望颇高，当他路过云中时，听说刘秉忠博学多才，就邀他一同前去见忽必烈。刘秉忠天文、地理、律历、遁甲等无不精通，他虽云游四方，但依旧留心世事，因此，和忽必烈交谈起世事来了如指掌。一番交谈后，海云禅师南还，刘秉忠就留在了忽必烈身边。忽必烈非常器重他，刘秉忠的满腹文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在忽必烈之前，大元帝国的君主们都没有用年号，为此，刘秉忠对忽必烈说新君即位，应该颁布历法。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由刘秉忠带头，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在忽必烈的认可下，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完成了，于是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

按理说，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蒙古的蒙古国人，要是命名国号，可以用“蒙古”两字，怎么也不会是“元”字啊。而且命名“元”为国号的忽必烈，也未曾做过什么“元”王啊。那为什么忽必烈还是决定用“元”作为国号呢？

其实“元”这个字，是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意思是希望自己的国家的疆土可以变得像天空那样看不到边际。寄托着统治者希望扩大疆土的欲望。

但《易经》是汉人的书籍，对于蒙古人来说应该是不怎么熟悉的。这就多亏了一个人，就是元朝是著名的汉臣刘秉忠。刘秉忠是一个学者、政治家、文学家。因为熟读《易经》，见到易经中的这一个词语，它所含的深意正适合作为国号，便将这个词语上奏给了正在取国号的忽必烈。

忽必烈知道这个“元”字的深意后，也决定以此为国号了。还特意招来许多文人，拟了一份《建国号诏》来通告百姓国家易主的消息。而且即便后来元朝人赶回去的大漠之后，还依旧沿用“元”这个字来作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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