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是明朝最耻辱的一战 使大明由衰落走向灭亡 为什么说实力看似更强的明军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发生于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一战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拉开了大明王朝解体直至覆亡的序幕。

从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开始，到公元1644年入关后建立清朝止，共用了二十八年时间，打了大大小小好多次战争，第一次大战就是努尔哈赤攻击抚顺之战。他先派奸细扮作商人混入城中，作为内应，又在城外伏击明朝援兵，一举攻入抚顺。消息传到京城，震动了朝野。

辽东是明朝东北方面的军事重镇，三面有敌人，几乎没有一年没有战事。然而，明神宗为了享乐，竟派太监到这里作税使，拼命搜刮百姓，弄得军民都很穷困。所任命的巡抚等军政大员，多数又是些没有能力的人，只晓得混日子，捞好处。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发出危机的警告，提出加强防卫的建议，朝廷就是不闻不问，直到整个形势达到崩溃的边缘。明神宗震怒过后，就派出大兵围剿，企图一举将努尔哈赤消灭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公元1618年的冬天，朝廷从福建、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集了九万多军队，号称四十几万，汇集到辽东，准备围剿努尔哈赤。正式进兵是第二年的农历二月。统帅是辽东经略杨镐。他是个老将，但在指挥明军援助朝鲜抵抗倭寇的战争中，因为指挥失误，曾导致大败。他坐镇沈阳指挥，将大军分为四路：北路兵由总兵马林等率领，从开原出发；中路兵由总兵杜松等率领，从沈阳进军；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等率领，从清河进军；东路由总兵刘铤等率领。最终目标是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

但是杨镐没有协调好四路大军的行动，而明军进攻的日期、路线，早已被努尔哈赤侦察到。他针对明军“分进合击”的战略，正确利用时间差，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打法。他分析，明军的主力是中路的杜松军队，杜松有勇而无谋，急躁冒进，有机会先打败他。

杜松确实是员老将，长期镇守辽东，身经百战，非常勇敢，但也有些刚愎自用，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又想抢头功，于是他正好撞到努尔哈赤的枪口上。大军出发时，天已下起鹅毛大雪，杜松却不管天气恶劣，以及邻军的配合，命令军队冒着大雪，孤军深入。

杜松的人马一天奔驰了一百多里路。渡浑河时，因水流急，军队只能涉水到河中央，爬不上对岸。杜松喝醉了酒，强迫士兵硬渡，不少将士没有遇到敌人，就被淹死在河里。杜松竟只带着一部分军队前进。途中，他打了两个小胜仗，非常高兴。三月初一，杜松军的军队进到了萨尔浒谷口，遭遇到努尔哈赤的主力。他将两万军队在萨尔浒扎下营盘，派一万人去攻击建筑在铁臂山上的后金界凡城。

在这样凶险的地方，杜松还要分散兵力。这让努尔哈赤十分高兴，他分出两旗援助界凡，亲自带领六旗兵力，围攻萨尔浒。进攻界凡的明军遭遇埋伏，大败而逃，努尔哈赤便集中全部兵力攻打萨尔浒明军大营。明军主力终于抵挡不住八旗军队的进攻，营盘陷落，被杀和坠落山谷的明军不计其数，满山遍野都是尸体和鲜血，杜松在战斗中阵亡。

北路马林军到达尚间崖和飞芬山，离萨尔浒才四十里，他听到杜松兵败，竟不敢赶去援助，就地筑起营盘固守。营地周围挖出三道壕沟，壕沟外布置火枪兵，火枪兵外再布置骑兵；壕沟内的士兵则结成方阵。努尔哈赤彻底消灭杜松军队后，集中精锐来打马林。士气旺盛的后金军几次冲击，马林的大营就被冲得七零八落，阵亡的将士填满山谷，马林左冲右突才死里逃生。

东路总兵刘铤是一员猛将，他使用一柄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在马上舞动，抡转如飞，谁也抵挡不住，天下人称他“刘大刀”。他很会打仗，在云南、广西、四川、陕甘一带都打过仗，比较老成持重。他进军的路线最远，也最难走，一路山冈重叠，马都走不成队列。但刘军将士还是披荆斩棘，勇敢地前进。他深入敌境三百里，打了几个小胜仗，不知杜松大败的消息，继续前进，与努尔哈赤的军队打了个遭遇战。

刘铤立即命令军队抢占高地。努尔哈赤的军队却先爬上了一座山冈，占住有利地势，从山冈上冲杀下来。明军虽然勇敢抵抗，拼死肉搏，但是因所占地势不利，又是远道疲劳，而旁边又杀出一支八旗生力军，终于崩溃。大多数将士英勇阵亡，刘铤死战。他的养子刘招孙也很骁勇，徒手打死了好几个八旗兵。但因寡不敌众，也死在战场上。只有南路李如柏军，进军最慢。杨镐听到三路讨伐军全军覆没，赶快通知李如柏撤军，这才保留住一路军队。

这是中国战史上很有名的一次战役，叫作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明朝文武将官阵亡三百多人，士兵阵亡四万五千八百多人。明军因为号令不统一，兵力分散，上级与下级相互欺骗，大部分将士没有斗志，所以彻底失败。这以后，努尔哈赤又赢得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使明朝一天天走向灭亡。

萨尔浒之战不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而是敲响了由衰落走向灭亡的丧钟。其实在战斗真正爆发之前，无论是战略上的安排还是战术上的准备，明军几乎都是必死之局。

战术方面，首先看兵力。

明廷在战前宣传上号称大军四十七万多，这是那时战争的一贯做法，面对普通叛乱分子，凭借皇朝权威，喊口号都可能获取胜利。但努尔哈赤可谓是明朝、或者说明军的老相识，这套办法对他们完全不顶用。明军的实际兵力呢？官方通报是援军十万外加辽东九万，合计近二十万众。

但就算是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有水分的。在明中后期，将校谎报兵员吃空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明军的援军是从各地抽调的，抽调的地方根据战争缓急的不同，则空缺的比例也不同。以京营为例，京营在晚明时期的额定兵力为十二万人，崇祯帝派遣御史核查，发现实际在职部队不到一半，其中还有大半的老弱病残；新上任的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的援军有六万之多，但监军举报其中只有二万五千多名。

辽东原本驻防部队情况就更为凄惨。在战争爆发之前，辽东的部队就已经拖欠军饷三年，战马都不齐备，所谓强劲天下的关宁军是孙承宗袁崇焕督抚之后才有的事情。在朝廷决定“大举进剿”之前，辽东总兵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游击将军梁汝贵就已经在战斗中阵亡，损失惨重，明廷为了补充辽东部队的不足，便招募了真定、保定地区的壮士三万人奔赴辽东。但这三万人都只是“计划招募”，因为时间相当仓促，人数未必达标、更遑论训练。两下合计，援军如果按照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比例计算，再加上业已残破不堪的辽东部队，这次参战的总兵力只能在十万人上下。

建州方面在兵力上是不吃亏的。他们的首领就是军人出身，率领生产、作战一体的八旗军队，按照“牛录-甲喇-固山”的方式编制，一个牛录三百人，一个甲喇统帅五个牛录、一个固山统帅五个甲喇，则八旗一共有六万兵力——而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在努尔哈赤全民动员之下，归顺建州的蒙古部落以及其他女真都参与其中。而攻克抚顺时收降的李永芳也积极劝降辽东的明朝守军，并且“以汉字传檄清河、胁并北关”。

战术上的第二要素，是部队战斗力。

影响士兵作战水平的，是训练和行伍关系。明军将领，大多豢养了一批自家的家丁，这些所谓的家丁其实相当于自己的亲信士卒，他们地位比一般士兵低、但待遇和俸禄则比普通士兵高很多。随着后来战争的扩大，明军中家丁的成分越来越多，因而军队的军阀化、粮饷的耗损逐渐严重，但明廷依旧没有选择解决这个问题，个中要因，就是家丁的战斗力很强——至少比普通士卒强得多，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战斗力，而其他部队大多虚有其名。

之所以如此，与明代征兵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在卫所体系日趋崩坏以后，明军开始募兵与征兵并行，但是募兵往往具有仓促性、而征来的士兵又羸弱不堪，一般将领只能挑选自己看中的士兵作为家丁集中训练作为核心。所以一支明军中，能有些许战斗力的，几乎只是这些家丁团体。这样的部队结构，不仅造成了士兵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部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助就很难做到。

而建州部落则不同。他们从早期的渔猎社会形式转变过来，皇太极说他们“出则为兵、如则为农”，不仅熟悉战斗，长期在同一编制下也让士兵关系更为紧密。努尔哈赤出身辽东边军，在统领建州部队之后，就开始将部伍“明军化”，在军营管理上强调纪律、规范军令，明朝重臣熊廷弼记载“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这样严明的军纪和组织，当时的明军已经丧失了，而努尔哈赤将之使用在自己的部队上，就使得军队充满了战斗力。

最后，是武器装备。

参战的朝鲜军队在这次战争中记载刘綎这路明军“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师为恃”，素来仰仗火器的明军，在这次关键决战中竟然没有大炮与火器，还要仰仗朝鲜。明军在要求朝鲜出兵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一万名朝鲜士兵中必须有五千名火炮手。

盔甲防护更不用提。后来名臣徐光启曾发出这样的质问：“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况士卒乎？”杜松与其部将潘宗颜都力战殉国，他们二人死时异常惨烈，徐光启就此指出：明军从士卒到将帅都没有装备良好的铠甲。杜松是作为主力的，连他和他的部下尚且如此，其他明军可想而知。

建州方面，根据来自朝鲜人和辽东人的情报，努尔哈赤早就集结了能工巧匠为之铸造武器和盔甲，兵工厂规模绵延数里。他们的部队有着良好的盔甲防护，因而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惧明军的火器与弓矢。其实从这几个角度分析，明军就败局已定了，双方就是正面交战，建州方也一定能取得优势，但明军在战略上铸成大错，则将十万大军推向深渊。

明军最高指挥杨镐，最先犯下的错误，就是分兵进攻。后来徐光启说明军“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岂非不知分合乎？”这显然是在骂杨镐战略失败。杨镐的想法，是通过分兵进剿、大兵合一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天兵四面而至的氛围来恐吓敌军。

但努尔哈赤、这位在明军边军服役多年、和明军打过多年交道的老将哪里会被这种阵势吓到。作为在辽东盘踞多年的军头，他不仅清楚明军装备低劣、还知道明军空额居多，加上自己对地形的了解，充分利用己方的机动性，采取“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对明军分而战之。

杨镐对于天气与地形都考虑不足，也为努尔哈赤的进攻创造了条件。从正月十六日开始，东北就天降大雪，部队的行军异常艰难，连部队的前进日期都不得不推迟。而进军的缓慢，就造成了四路部队无法协同进攻、相互策应，最先渡河的杜松就是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被努尔哈赤击败的，而最后一路刘綎，在身陷重围之际，都不知道其他三路已经兵败。可以说，努尔哈赤的战略获得了绝对的成功。

明军第二个战略性失误，就是仓促进攻。明军在缺衣少食、装备低劣、训练不足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应对辽东战局，步步为营缓慢推进才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明廷却一再催促部队进攻，生怕“师久饷匮”，希望早点结束战斗——杜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催促出征的。他的部队乃至火炮和战车这样应付敌军的大杀器都没带上，就过河进军了，最终兵败身死。主力战败后，其他三路都不过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明军就是在这样的战术差距之下，还采取了最失败的战略，其失败在战前就可以预知了。就在刘綎孤军深入的前几天，他曾对朝鲜将领说过，自己与经略大人杨镐有过节，杨镐宁愿这次战败也要整死自己。看来刘綎已经对战争的前途抱着悲观的态度。

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惨败。明军四路主将三个战死，李如柏逃回后畏罪自杀，杨镐被下狱最终处决，士兵阵亡将近五万，辽东重镇也几乎全部陷落。这样的惨败，绝对不是几个将领、统帅的失职所能造成的，而是一个政权的持续衰落，让众多因素集中在一场战争中被体现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