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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冒险挥师入关 围困北京城 皇太极为什么孤注一掷绕道攻明?己巳之变对后金意义何在?己巳之变产生了哪些影响?

公元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后金军队绕过山海关,借道蒙古,从喜峰口突入塞内,攻入龙井关、大安口,这是后金第一次攻入关内。虽然皇太极将京师围攻了一个多月,就在袁崇焕等人的阻击下,撤围退兵,但己巳之变给明朝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644年,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后,清朝权贵内部就是否要迁都北京,还是仍旧退回关外产生过争执。多尔衮认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执意迁都,但阿济格等人表示反对,认为满汉无法齐心,不如任取财富,满载而归。多尔衮抬出了皇太极生前说过的话“若得北京,当即徒都,以图进取。”否定了阿济格,立即送出奏折给盛京的顺治。顺治于当年九月甲辰日下午进入紫禁城,标志着清朝经营天下的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无论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即汗位之初,并不敢考虑入主中原。努尔哈赤在1622年迁都辽阳之后,就认为“大业已成”,建立八王共治制度,以让子孙“大福永享”。皇太极则说得更明确:以山海关为界,以西归明朝,辽河以东归后金,各自立国。《圣武纪》:昔我师既克广宁,时诸贝勒将帅咸请入山海关,我皇考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而入处汉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欲划山海关以西汉人制之,辽河以东我制之,满、汉各自为国,故军未入关而返,原无争主中原之心也。

这点,在他们子孙康熙的实录中也有记载:“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什么原因让皇太极之后发生了转变,并影响了多尔衮等人呢?转变开始于1629年的己巳之役。明崇祯二年岁末,对大明帝国来说,新君即位二年,正锐意中兴,关内农民军还未燎原,关外后金已两年没有发动战事,似乎还算平静。大变突然爆发,后金大汗皇太极率领十余万大军,不走寻常路,绕过山海关,借道蒙古,兵分三路从龙井关、大安口和洪山口突入长城。史称“己巳之变”。

这是后金第一次入塞,之前他们闹得再凶,也只是局限于辽东,这次敢于大举入侵大明,原因何在?表面原因似乎很简单——没吃的了。这一年,关外发生严重饥荒,女真和蒙古都吃不上饭,《清史稿·太宗本纪》:“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然而深层原因,却远不止如此。从后金角度看,己巳之役是他们从政治到军事转变的开始,影响深远。

在努尔哈赤时期,建州虽然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女真各部,又把势力扩展到辽东,但后金的本质还是部族统治,他们重视资源和财富,土地并不是最看重的。崇尚武力的满洲勇士认为,只要能打,哪里都是领土,随时能拿下。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金社会从渔猎逐渐过渡到农耕,满洲贵族们的理念转变,却没有这么容易。简而言之,之前后金出兵,以劫掠为目的,也就是一个“抢”字——“汉人闻我动兵,亦曰: ‘来抢我矣! ”。

抢可以抢一时,却很难抢一世,最好的参考就是邻居蒙古。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蒙古各部落退回了游牧状态,也就失去了再争天下的资本。退回游牧状态,蒙古各部落也恢复了之前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对明朝作战的目的,也就逐渐恢复到了最初的掠夺。从明初到明朝中晚期,蒙古与明朝始终在边境不断交战,这些战事里,却多半是以小规模的蒙古部落抢掠为主。

就算举世震惊的土木堡之变和俺答汗兵临北京的庚戌之变,其最终目的也还是抢掠,也先俘虏了明英宗,也只是作为交换更多资源的人质。蒙古各部落就算偶有强人出现,也并没有重新进入中原争霸的野心。更多的反而是彼此之间的互相争斗。带来的结果,是部落的不断衰落,只能成为边患而不是心腹大患,再也没法对明朝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

这时强盛的后金,之前也类似蒙古,女真各部彼此竞争,互相仇杀也是常事,如果没有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他们也就是类似蒙古一样的边患,在明朝羁縻政策下,被不断扶持又被不断打压。作为大汗的皇太极,必须考虑后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继续一条道抢到黑,还是改变思维模式,以求长远统治。努尔哈赤很强,皇太极也很强,但能否超过他父亲,还有待证实。就算皇太极也和努尔哈赤一样强,那么后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是否也能和他们的祖辈一样?

指望代代出强人显然是不现实的,更聪明的是在理念上动脑筋,也就是对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适合后金的发展,才能保证已征服部落不生异心,更好地团结在八旗框架里,保证可持续发展。己巳之役,皇太极率领后金军长途转战四个多月,收获了大量人口财富,缓解了后金的饥荒。但相比经济上,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收获要重要得多,它决定了后金之后的发展路线。

皇太极是个高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政治框架上,他首先要作出改变。远征明朝腹地是后金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事,诸多满洲贵族心中没底,皇太极要安抚他们,打消他们的疑虑,保证自己的威信。十月二十日,军队已经出发半个多月,代善莽古尔泰两大贝勒向皇太极发难,要求班师。《清实录》:大军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于途次私议,晚诣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

皇太极的对策是利用其他贝勒请战的呼声,压制住了两大贝勒的班师要求——不与两大贝勒直接发生冲突,这是很聪明的一招。岳讬、济尔哈朗众贝勒劝上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诣两大贝勒所定议。两大贝勒云: ‘我等所谋如此,今闻尔等言亦是,仰听上裁可耳。’是夜子刻议定,上遂统大军前进。”

皇太极初期,还是四大和硕贝勒一起执政时期,他们与皇太极并坐左右,分享权力,对皇太极的集权需求形成制约。在他即汗位之初,八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四大贝勒执政制度下,其他贝勒心有不甘,时而和他意见相左。皇太极亟需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平息反对派的质疑。

安抚了两大贝勒,也就是对后金战争理念的一次升级。在之前,后金虽然在对明作战中一再取胜,但那都是在自己熟悉的辽东作战,如今要深入明境,就算是勇猛善战的八旗将领也并没有必胜把握,所以以代善和莽古尔泰为代表,保守派提出不同意见。事实上,皇太极即位以来,已经在宁锦连吃败仗,对后金士气打击颇大,连他自己也认为“虽师老财遗,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

皇太极力排众议主导的这次入塞,可称得上大获全胜,既给了明朝以军事打击,又收获丰盛。己巳之役的胜利,让皇太极树立了威信,之前反对的代善和莽古尔泰被压服。二月十七日,皇太极收兵回师,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仍然在后金手中,他从沈阳调阿敏前去防守。两个月后,在明军反攻下,阿敏丢弃关内四城逃回关外,皇太极对他严厉斥责:我以尔等为人,用尔为全军统率,谓战必胜,谋必成,实信赖尔等。尔等不死于彼处而归,厚颜至此,可耻也!

没多久,皇太极就以此为理由,囚禁阿敏,直到他死于狱中。除掉了阿敏,就只剩了两大贝勒。不久,莽古尔泰也被借故处罚,夺爵罚俸,抑郁成疾,很快病死,剩下的代善只敢俯首帖耳,皇太极大权独揽,四贝勒执政成为历史。如果没有己巳之役,皇太极想顺利收回权力,恐怕还要多花不少功夫,它对后金的政治体制影响深远。

八旗军的野战实力无需怀疑,如果是野战,很少有明军能抵挡他们,赵率教、满桂、孙祖寿这样的明军勇将也都在交锋中阵亡。不过在一路进军中,也暴露出老问题——攻城不力。一路上,后金军也占领了不少城池,不过大部分是靠的内应接应或是招降,比如在蓟州、三河等地,都是如此。

《满文老档》: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如果要强攻,后金军的攻城能力就显得比较孱弱。以昌黎城为例,后金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四日,四次攻城,城内知县左应选坚决不降,誓死抵抗,结果后金军用尽办法,始终无法破城。

这实际上是努尔哈赤时代到皇太极初期的遗留问题,清军缺少攻城经验和重型火器,面对坚城往往采取靠内应、劝降、引诱明军出战等办法,努尔哈赤攻下开原、铁岭、广宁,都是用的这些办法,但在袁崇焕坚守的宁远,老办法失效后,绝对优势的后金军还是无法攻克宁远。皇太极自己,也在宁远和锦州沿用努尔哈赤的办法,继续强攻,结果是连吃两次亏,损兵折将。

进入中原,后金军攻城能力的短板暴露地更加明显,昌黎这个县城都无法攻破,北京这样的巨城更加无法想象。一路走来,皇太极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明白,他开始在战术上谋求解决之道。己巳之变中后金军的攻城乏力,让皇太极在之后的战役里开发了新的战术——围点打援。

两年后,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战。他一改之前强攻的办法,连挖四道壕沟,严密围困。明军无法突围,援兵又被早有准备的八旗军连续歼灭——这就是“围点打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四个月后,城中粮尽,人互食,祖大寿终于不得已出降。围点打援的战法,从此在后金军中成为一种模式。

松锦之战里,清军也是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包围锦州,随时准备迎击增援的明军。入关后,清军围点打援的战术也一再被运用。1649年,金声桓反清归明,清朝派谭泰领兵征讨,谭泰将金声桓围困在南昌,在城外挖掘一道宽达7米,深也达7米的壕沟,金声桓无法突围,长期围困数月后,城内守军粮尽,终于被攻破。此后,李成栋反清,被清军突袭围在信丰城,清军挖掘壕沟,布置工事,李成栋半夜突围,落水而死,一度好转的南明永历朝局面也再次黯淡。

之前后金军缺乏攻城力量,也让皇太极对重型火器的需求相当迫切,到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在天聪七年投降而来,带来了皇太极急需的红衣大炮后,皇太极相当重视,将三人封王重用,发展起了清军的重炮部队——乌真超哈。

有了火器和战术的支持,入关后的清军面对坚城再也不是束手无策。武器上,清军从冷兵器为主的军队过渡到冷热兵器混用,战术上,既能攻坚,也能打援,支撑起一次次战役的胜利。在战略上,深入中原使皇太极和八旗贵族掌握到了明朝边镇防务的虚实,对于关内的情况,有了身临其境的了解。之后清军又多次入塞,对关内情况一次比一次熟悉,对之后的统一战争大有裨益。

己巳之役让皇太极对内树立了威信,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集权之下,皇太极有能力转变努尔哈赤时期传下来的“大业已成”的政策。军事上,皇太极对明清双方实力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着手加以解决。以上转变的开始,正是来自己巳之役。所以,多尔衮以皇太极遗命“若得北京,当即徒都,以图进取”,平息是否迁都的争论。迁都北京,正是清朝得以立国的根本。

己巳之役的战争影响

第一,庙社震惊,根本动摇。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标志着崇祯帝中兴之梦的破灭。明朝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遭到重创或破坏,失去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员,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明朝受到巨大震动,元气大伤。

第二,阉党余孽,掌控阁部。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崇祯帝没有从全局分析北京己巳之役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是以杀袁崇焕出气、泄愤。阉党余孽借机翻逆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这标志着崇祯新政的结束。

第三,京师城防,守备虚懈。在此战之前,北京人过了180年的和平生活,战争突然降临,没有任何实际准备。守城官兵既不知道火器的名称,也不知道火器的使用。北京城险些丧于皇太极之手。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

第四,财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东地区遭到后金军的大肆掳掠。占领永平的后金贝勒阿敏撤退时,进行屠城。总之,后金军队殃及的地区,生民涂炭,百业凋零。这些都加剧了明朝的社会矛盾,加速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