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错百错失澳门

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上独立进化的各个文明之间开始有了交流，这个过程始于明朝，但是大明却对其他文明嗤之以鼻，这也给日后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余子俊修长城时为1480年，但明亡于160多年后的1644年，之于一个朝代而言，160多年不算短，甚至有的朝代还没有160年的寿命。我们如何能够因为余子俊的长城就推断出明朝气数将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一个王朝的兴亡，并非由某个具体的战役、事变而决定，而是由具体的国家政策与其所处的格局所决定。前面已经说过，明朝中后期，是世界全球化的早期时代，西方的大航海的桅杆已经逐渐远航，而明王朝依然沉浸在“筑墙”的政绩中，沾沾自喜。无怪乎有史家认为：“明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及以上也。”

(图)正德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公元1491年10月27日－公元1521年4月20日）.

筑墙，不但是成化年间的一道政治风景，而且成为了成化之后明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成化之后的正德年间，“筑墙”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几乎成为了明代中叶政治的主旋律。在正德年间，因为关闭了南北互市、交流的渠道，北方游牧民族确实多次南下骚扰，正德八年，北方游牧民族“统兵数万，连营数十”导致“京师戒严”。

北方如此，南方也不安宁。正德年间，广西的瑶族、苗族起义风起云涌，正德皇帝实在疲于应付。南方几次大的少数民族起义，终于让正德皇帝的接班人嘉靖皇帝痛下决心——为了防止南方少数民族北上，干脆也在南方（湖南凤凰）也修一道长城，经历了三位帝王的苦心经营，明王朝终于成为了“围墙里的政权”——这是下一篇将关注的话题，此处按下不表。

正德皇帝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救火队员，北有游牧民族南下，南有苗、瑶义军北上，让他不堪其扰。但是他依然没有想到，民族治理的根本不在于“堵”而在于“疏”。十六世纪，西方已经逐渐进入了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市场正在酝酿中，而中国的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通有无”的程度，尚不如千年之前的汉代，这难道还不算是亡国之兆？

(图)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图片

实际上，灾难正在步步逼近明王朝。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东南亚，占领新加坡及其附近地区，斩断了宋代以来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按理说，这完全应该让正德皇帝警醒，但他依然故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筑墙”这一件自我封闭的事情上，几乎投入到了忘我的地步。

明初统治者曾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令“片板不许下海”，正德年间这一政策尤甚。但由于国防支出都用于长城的修筑以及对付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行动，以至于海防支出捉襟见肘。漳州、泉州两海防要塞的军粮长期“缺支”，军心严重不稳，装备也极为落后。

当西方世界进入海洋时代的时候，明政权还在长城之下酣睡，对于荒废的海防置而不问。这样的王朝，就算还有一百多年气数，也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

殖民者从来不会同情一个靠砌墙来满足心理安全感的封建大国，在占领新加坡之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北上。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因特李特兄弟率船队炮轰广州城，与此同时，另一个葡萄牙殖民者马斯嘉林哈则率领商船在泉州、福州、宁波等地掠夺当地物资和财富。在全球化时代下，中西方的接触，是以战争为起点。

经历了多次骚扰、勘察之后，葡萄牙殖民者终于选择澳门作为其“驻扎”之地，在正德十六年、十七年两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多次率船队来骚扰屯门（今香港新界）和澳门地区，虽然屡次遭到明朝海防军的击退，但澳门殖民者也窥得了明王朝的本质与实力。澳门落入葡萄牙之手，只是早晚之事。

(图)明末清初铸造的压胜品--正德通宝

明政权失去澳门，开启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先河。而这种错误，无疑该由明王朝的统治者承担。正德皇帝之颟顸，在对葡萄牙的问题上可见一斑。譬如葡萄牙殖民者登陆之后，为了遮盖自己的体貌特征，并讨好明统治者。将自己装扮为穆斯林，结果被广东地区的穆斯林信教群众一眼认出，他们只好说实话，称自己是“弗朗机人”。正德皇帝知道后，甚至不问“弗朗机”为何方国家，还摆出一副“天朝上国”君主的姿态，吩咐当地官员好吃好喝接待，赠送了盘缠与礼物。甚至还要求一名叫佩雷斯的殖民者“进京面圣”。这个殖民者也算艺高胆大之人，大大方方地进了皇宫，还送给了正德皇帝一把火铳作为见面礼。把正德皇帝高兴坏了，一番好言安抚，还给了他一笔银两。只是佩雷斯出宫以后，不但没有回国，相反跑到中原地区做起了情报探子，被当地政府抓住，流放西北去了。

正德年间未铸钱，因此正德通宝也多为清初南明旧臣仿制。据野史记载，正德年间，政府将金属尽数略去制作兵器，用来对付南北两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甚至连铸钱的铜都不够用了。但正德皇帝又不能不铸年号钱，只好铸了一枚正德通宝，作为纪念币放在宫中，现在早已遗失。无论如何这都证明了，正德皇帝由于对民族政策的一错百错，使其沦为葡萄牙这一西方列强瞄准的对象。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瞄准，就是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