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这件出名招恨的缺德事，清朝其实办得更“强大”！
明清二朝是我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明朝后期朝廷贪腐严重，对于百姓的税收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大明逐渐失去了民心，但是清朝竟然做的比明朝更严重。
明朝为什么灭亡？坊间传着一个原因：横征暴敛。
这条罪状，自从清朝建国后，就一直作为明朝的反面教材，长期深入人心。连玄乎其神的金庸老先生武侠小说《鹿鼎记》里九难师太都有感慨：明朝如果能像大清那样永不加赋，又怎么会灭亡？
明朝的横征暴敛多严重？发展到明末的时候，账面上看，确实很严重。
最出名的，当属自万历年间起开征的“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到了亡国之君崇祯帝当政时，数额更触目惊心：辽饷提高了三成，剿饷把每亩田赋加征了六合，练饷更将全国土地每亩加收一份白银。这三样名目，总共从民间刮来了七百三十万两白银。
参考下大明当时的情况，外面打后金内面打李自成，还有天灾不断折腾，一笔笔征这么多钱，好比一次次凶狠的补刀，杀得大明遍体鳞伤。
这严重程度，崇祯帝不是不知道，知道还要下狠手，也是因为实在没法。他在位时期最常做的，除了一遍遍征钱，就是一次次深情下诏书，满怀温暖的关心民生疾苦，拍胸脯让老百姓苦一苦，就征这最后一次，谁知转年春暖花开，却是横征暴敛依旧，终于征得大明朝信誉扫地，民间反抗暴动四起，关心体贴民生的崇祯帝，到底也活活逼上了吊，还落得一个诨名：崇祯——重征！
可要再仔细看看大明朝“横征暴敛”的罪状，却更得生出一声叹息：就是办这么个缺德事，大明竟也毫无技术含量！
一，缩水的明朝“横征暴敛”
明朝为什么会“横征暴敛”？以崇祯帝的反复解释说：因为国家濒临危难，朝廷却没钱渡难关。
这个解释，绝不是借口，反而是大明王朝自中期以来的老毛病：民间有钱，朝廷拿不上来！
早在崇祯出生之前，还是大明“万历中兴”的表面繁荣时，极富眼光的明朝重臣于慎行，就发出过一声更悲凉的感叹：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以于慎行的感慨说：当年汉唐时期，国家如果有事，动辄几十万大军的折腾，花钱眼皮子都不眨，犒赏功臣大把给钱给地，更是毫不心疼。换到国泰民安的大明朝，出动个四五万兵马打仗，竟然就要把国库掏空，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真的是因为明朝生产经济严重衰退？连一千多年前的汉唐都不如？事实恰恰相反，大明王朝最骄傲的成就，正是发达得领先世界的社会生产。农业特别是东南农业，自从推广了三季稻后，技术和产量都是节节攀高。有些地区的粮食亩产，一直到新中国时代才打破记录，其欣欣向荣景象，照传教士利玛窦赞叹说“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手工业更公认世界高精尖，从纺织到冶炼，全有了先进的分工生产，技术水准更是工业革命前全球最强。几本介绍明朝生产的书，比如《天工开物》和《农政全书》，十八世纪流传到欧洲，哪怕只是几页残本，竟就似飘落江湖的武功秘籍般，引得全欧洲打破头疯抢，是为当时“中国热”缩影。
民间经济更极度富庶，各地有钱人扎堆，比如素来卧虎藏龙的北京城，平日更是有钱人大面积潜伏。照《谷山笔尘》的说法，北京街面上推小车卖酱肉的，或者开小门头卖酱油的，千万别不当回事，随便找几位，都是资产过千万的富豪。
城市享乐风气大起，特别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哪怕是国家山河飘摇，北方战乱频繁的明末崇祯年代，依然舒服得滋润，市面上各色奢侈品充斥，大宅院里每天鼓乐齐鸣，秦淮河花船上夜夜灯火闪亮脂粉气飘香，书生学子们一边搂着美人把酒言欢，一边义愤填膺骂朝廷忧国忧民，过的公认神仙般的日子。
哪怕是普通老百姓，衣食住行也比着攀比，盖房子办宴席都攀着糟钱，吃用都是极度高贵。逢年过节更是极度狂欢，喜庆场面不断。真穿越过去，绝想不到是明末要亡国的年头。
但就是这个生产极度发达民生高度富庶的明朝，竟然托起一个比汉唐穷得多的明朝政府？
明朝政府穷，最直接的原因，就会穷在它极度注水的税收制度！
就以税收过程说，明朝特别是中期以后，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好些时候竟荒唐的如儿戏一般。最过家家的当属商业税征收。明朝发达得全世界闻名的工商业，逃税更逃得让大洋彼岸的欧洲知道，自叹不如。
以黄仁宇的描述，好些时候竟然是商人们自己想交多少，就随意报个数额，官员帮忙一糊弄，也就交差了。比这还糊弄的，还有收漕运关卡费，竟然还有每年只收三个月税，全年就随便过路的事，就好比高速公路每年免费九个月，如此大酬宾，明朝年年有！
当然千万别以为，所有商人都是这么大酬宾。有这特权的，至少得是财产拿得出手的大商人，中小商家的生活，其实相当苦命，不但要忍受官员勒索，还得给大商人的各样税赋买单，其悲惨人生，在明朝高拱等名臣的记录中，有很多形象描述。随便翻几篇读，都能把人看到鼻酸。
为啥会有这样古怪的状况？
于慎行找到的罪状，竟是一条鞭法，这则被后人反复赞叹的强大改革，放在明朝竟有个致命漏洞：以前的两税法，总算还衡量个财产，但一条鞭法却弄成完全按土地收税。好些大商人日进斗金，却钻漏洞钻得轻松，再多的钱都用土地税糊弄掉了。如此雷人局面，于慎行更无情指出可怕后果：故农困而商宽！
也就是这么发展下去，商人越发有钱，农民越发穷苦还要扛大笔税。崇祯年间的天下大乱证明，于慎行真智者！
其实如此儿戏，除了一条鞭法外，还有一个晚明心知肚明的原因：潜规则。
官员们之所以那样热心，在收税时各种儿戏，代价就是敲金分肥。典型如东林党的缔造者李三才，一辈子大声疾呼减轻商人负担，但也同样一辈子猛捞狠刮，生活出名奢侈腐化，财产上百万白银。连东林党的后辈说起来都摇头叹气，说李前辈真过分。
这样的过分，在晚明党争加剧的年代里，更成了明规则。特别是话语权极大的东林复社们，收钱收的勤快，抗税更是卖力，每次朝廷急用钱要加税，只要加给商业，就巧立名目阻止，如果摊给农业，立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这么恶性循环，彻底如于慎行所说：故农困而商宽！
而且即便如此，哪怕是崇祯年间疯狂加农业税，压榨得天下沸反盈天的年月，明朝赋税的凶残程度，有些其实还是打折的。
明朝农业税比例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更多时候，重只是在账面上，特别是天下承平的年代，税赋基本都是能拖就拖，今年交不上有明年，自从宣德年间起，地方欠税就成了常见现象。
以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明朝思想家王廷相的说法，从正德年间起，官员就把帮地方士民抗税逃税，当做传统美德，朝廷的吏治风气又越松，啥事都是低效糊弄，以至于不逃白不逃，逃国家的税涨自家的声望，何乐而不为？
于是很多匪夷所思的情况出现了：比如物产出名富饶的四川，在正德到嘉靖年间，经常没过几年，就欠下朝廷十万石钱粮，都得中央派专人过来讨价还价，绕着弯子赔小心，能最后刮来两三万石，都算是精明能干的好成绩！
这样的情景，不是某一地某几年的情景，而是在大明朝的承平年间，全国随处可见的司空见惯现象，但问题在于，和平年代尽管可以司空见惯，遇到危难年头急用钱，穷得叮当的国库，立刻就火烧眉毛抓瞎，只能临时抱佛脚开征，要征其他税，正如前面所说，文官富豪抱团反对，一条鞭法的漏洞更轻松钻，于是砸来砸去，最重的税就砸在了苦农民们头上，明朝的横征暴敛，真相基本如此。
而且哪怕是明朝横征暴敛最严重的崇祯年间，真正的杀伤力也是打折扣的：以《阅世编》的说法，崇祯年间最红了眼弄钱的年月，下派来的征税数额，真正从民间征上去的，也不过是百分之七八十。其他的部分，要么被当地官绅巧立名目刮走，要么路上被层层扒皮，真正送到崇祯手里的，基本没几个钱。
没拿几个钱，却担了“重征”的名，方便了贪官污吏拿钱，自己挨骂上了吊。明朝的“横征暴敛”，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类。
二，清朝才叫真狠
比起“横征暴敛”的明朝，一直号称“永不加赋”的清王朝，又是怎生模样呢？
比起被千人踩万人捶的明朝“横征暴敛”，清朝的“永不加赋”，几百年来却是从影视剧到学堂，无数人卖力捧可劲赞，类似“深恩厚泽”之类的说法，说得老专家嘴冒泡！
但真相如何？
首先看“永不加赋”这说法的由来：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以这年两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为准，从此不再加人丁税。即所谓的“永不加赋”。
若要认为这是个历史创举，只能说不懂历史：唐朝的两税法起，就已经不再单独征人丁税，明朝的一条鞭法，也是把人丁税摊在地租里。只是没有喊口号而已。
清朝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喊了这口号，首先就说明一件事：之前清朝开国后的这么多年，都在开历史倒车。
喊过这口号，清朝就真的“永不加赋”了？钱穆先生的评语一针见血：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
也就是说，“永不加赋”虽然是空招牌，却是好幌子，打着这旗号加税，怎么用都好使。
就以著名的康乾盛世为例，《中国经济通史》的数据，在乾隆三十一年，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耕地总数比康熙二十六年减少了一万五千顷，名义上的税银也减了四十二万两，看似很“仁政”，但税粮却加收了二百万石，折合白银一百五十万两。
这种打着减税旗号的真暴敛，确实比崇祯要“高明”。
但清朝比明朝最高明的，却是税收的执行力度。
明朝的情况，熟悉点当时风气就知道，官员以抵制为荣，靠抗税来收揽民心培植声望，尤其是江南地区，再重的税推行下来，都给打了折扣。
这种状况从根子说，还是明朝抗税的风险成本太低，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闹再大也打不了罢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蹿红了。一场狠闹换名满天下，比今天的炒作还灵。
放在清朝，就没这便宜事了！
生活在康熙年间的清朝上海学者叶梦珠，对明清两朝的“横征暴敛”，就分的十分门清：明朝在江南大地，执行的确实是重税政策，苏州一个府的赋税，比浙江全省都要多。松江虽只有苏州赋税一半，但是土地却只有苏州三成。苏松地区的赋税额度，以账面数字看，十分骇人听闻。
但以叶梦珠的话说，其实这种税赋，也只是看上去吓人。明朝的官员考核非常宽松，地方官也会巧立名目帮助减免，而且只要拖欠的越长，越欠税的成大爷，最后讨价还价交个折中数了事，要是运气好点，碰上国家有喜事，全免也有可能，于是“有重税之名，无重税之实”。
明朝的横征暴敛，就是这样空背名号，长期如此失败。
但到了清朝，情况才真糟透了，首先是税粮总数，其实比明朝年间本身就加重。可更要命的是，清朝动真格，绝没有当官的抗税涨声望之类的好事。
交不上税就要追责，一级压着一级，当官的要保乌纱帽，做吏的要保饭碗，于是严苛的催逼，也就滚滚而来。崇祯年间收的最急眼，百分八十就算完成任务，康熙年间却是差一颗粮也不行。于是每到收税季节，兵丁就如狼似虎扑来，凡是交不上税的家庭，管你多么困难，家里的田产全都抄没，连锅碗瓢盆这类家当都要没收。还有人倾家荡产交不够，竟被捆在树上拷打，每天都有打死的……
最典型的人物：明末清初杰出学问家金圣叹，此人在明末的时候，骂了几十年大明，抗税抗了一辈子，等着入了清朝，还是一派老样，为抗议横征暴敛，当众聚众闹事，没想到换了朝代的官府，不再那么好说话，真的就给杀了。
大学问家尚且如此，小老百姓自不必说，叶梦珠和金圣叹经历的地方，都还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民风最开放的地区，竟都闹的好些人弃田而逃，大户人家趁机兼并土地，酿出无数悲剧。
而在清朝学者陈舜记录下的广东地区，场面更是惨绝人寰。
当时广东的税赋，表面上的数字，和明朝万历年间差不多，但令明朝自叹不如的，却是各种花样百出的盘剥，税赋之外的各种附加税。比起明朝还能让大户逃税，当时却是一视同仁，连富人们都不得不各种孝敬，弄的倾家荡产。
而耸人听闻的，是当时凶狠的催税手段：仅康熙三年这一年，有县城就为催交赋税，连续打死了六百多乡民，其中不单有苦农民，竟还有基层的官吏，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乡官更当场被虐打至死。
这种高压政策下，比起明末官民们尚可逃税的日子来，清朝的士民百姓，真个是心惊肉跳，甚至遇到平三藩之类的大战，清朝还曾弄过“十年并征”，也就是在富庶地方，一次性征收十多年的赋税。这种做法放在明朝，早就翻了天，但清朝的士绅百姓们，却是宁可变卖家产借高利贷，也得交上。倘若有丝毫拖欠，哪怕功名在身的书生，也逃不过捆绑虐打！
掩盖在“永不加赋”真相下的，就是清朝开国后数百年的横征。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前英国殖民者可以傲慢的说：他们只要告诉清朝百姓，自己是去替他们教训一下清政府，就百分百保证打赢！
没有等到鸦片战争，哪怕是清朝开国后，大批从明朝年间过来的老人们，也都渐渐念叨起了明朝的好。
比如那位三十年不上朝，被说成是不理朝政昏聩无边的万历皇帝，在明末清初学者陆应的笔下，却是“传至万历……大家小户好不快活……神宗皇帝真个是尧舜了！”
有多快活？以控诉过崇祯横征暴敛的陈舜的描述：物价特别便宜，斗米二十钱，一斤肉六七文钱，赋税也很轻，穷人都能应付，真个是“百般平易”。
康熙年间的山东人丁耀亢，更在清初文字狱高压到恐怖的年月里，写下过这样“控诉”明朝生活的诗：神宗在位多丰岁，斗栗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写过这种“大逆不道”诗的丁耀亢，也曾被卷入文字狱中，悲惨被关押一百二十多天，幸亏朋友相救才脱困，不久后与世长辞。
而他曾真实描绘过的美丽明朝，也确实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