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作为欧洲弃儿，备受其他种族排挤的犹太人千年之前被赶出了圣城耶路撒冷，开始了长达千年的流亡生活，他们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逐渐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在教义的指引下，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故土，复国的火焰也一直在胸中默默燃烧，等待着一个机会掀起焚天烈焰。

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一艘小小的火轮悠悠划过湛蓝的地中海，从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抵达雅法城（jaffa）。船上共有30名乘客，其中，有一队来自伦敦，途经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等地的21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这群朝圣者的领头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可敬的赫伯特·本特威奇（herbert bentwich）先生。

本特威奇是一名不同寻常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那个年代，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来自东欧，而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位英国公民；大多数复国主义者生活贫苦，而他则是一位家境殷实的绅士；大多数复国主义者投身运动是基于世俗的考量，而他却怀揣一腔虔诚的信仰。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我的曾祖父踏上这条道路，却是自觉自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赫伯特·本特威奇就已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judea）。

这次朝圣之行同样不同寻常。它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开荒之旅。锡安政治运动（zionism）的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非常重视这21名朝圣者。赫茨尔希望他们可以在夏末的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之前提交一份关于以色列的综合报告，他对于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者以及对其殖民的前景非常感兴趣。但我的曾祖父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这样的勃勃雄心。他心目中的锡安主义比赫茨尔更为远大，甚至，是罗曼蒂克式的。没错，他痴迷于赫茨尔《犹太国》（der judenstaat）英文版预言性的美妙描述，亲自邀请赫茨尔光临他名声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并为赫茨尔富有远见的领袖魅力所折服。就像赫茨尔一样，他坚信，犹太人应当重返巴勒斯坦。但是，当那艘名为““奥克苏斯””（oxus）的平底小火轮如刀一般割开漆黑的地中海时，本特威奇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的曾祖父从来不曾有通过侵略一个国家来建立犹太国的意愿，他的愿望只是去敬拜上帝耶和华。

恕我要在甲板上多停留一会儿。我需要弄明白”奥克苏斯”号为何越洋而来，我的祖辈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即将跨入20世纪时，全世界大约有1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穆斯林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而在欧洲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处境已然恶化。一种新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正在取代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大屠杀降临了，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血腥清洗。大多数生活在“犹太村”里的犹太人意识到“犹太村”前路断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举家迁往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犹太民族的离散再次演变成洪水般的大规模迁徙。

然而，未来很快就告诉他们，灾难会来得更加惨烈。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屠杀，三分之二的东欧犹太人惨遭屠戮。犹太民族史上最惨痛的浩劫即将来临。因此，当“奥克苏斯”号抵达圣地的港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需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不在这里泊岸，他们将无路可走。那条逐渐显露的海岸线，也许是他们唯一的救赎。

当然，还有第二个需求。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然而，在1897年之前的100年里，上帝渐行渐远，犹太区的高墙也轰然坍塌。世俗化与解放运动——它们本身的作用倒是有限——日益侵蚀着犹太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他们曾在历史大离散中一直维系着非正统犹太教文化的能力，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还有革命的需求。要想继续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堪称天才之举。其奠基人赫茨尔博士，的确兼备英雄主义和先见之明。总之，19世纪是西欧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而赫茨尔预见到了未来。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世纪会出现像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预防着20世纪40年代的悲剧。他们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民族正濒临灭绝。他们也意识到解决根本问题仰赖于根本的解决方式：犹太民族的自我变革。而这种变革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我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当然不会如西奥多·赫茨尔那样，看问题明晰透彻，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会开启犹太民族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