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古代武举人臂力考试，唐举原木清举巨石

古代的武举人考试，是一种武将人才的选拔方式，不过其重视程度相较于文举要差很多，直到清朝时期才逐渐重视，不过也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而逐渐没落了。

掇石，也称“制子石”“武功石”。石上皆标有重量，主要考臂力，以重量多少定名次，并刻有科举吉语。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分为文科举和武科举两类。反映文科举的书籍及影视作品众多，人们对此并不陌生，但武科举如何选拔人才？测试臂力的“举重”又在武科举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清朝掇石用来测试考生臂力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几块中部挖空、方方正正的“石块”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这便是清代武科举考试评定考生臂力的“举重”工具——掇石。掇石，也叫“制子石”“武功石”，为长方形，约半米高，中间挖空部分或为十字形，或为半月形，以便考生将手伸入举起。掇石前部有刻字，刻着考试年份、掇石重量和恭祝考生金榜题名的吉祥话。例如一枚馆藏的清代掇石，左侧竖刻“光绪辛卯年置”（公元1891年），右侧竖刻“重二百二十斤”，顶部横刻着“登瀛洲”三字，意为士人得到荣宠，如登仙界，正中间竖刻着“得意青云路”，都是预祝考生金榜题名的妙语。

体能测试的朝代更迭

掇石是清朝时测试体能、以体力选人才的物证。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上就有关于举重的记载，称之为“翘关”和“扛鼎”。“翘关”是指单手举起城门上的大木门栓，“扛鼎”则要求双手举起烹煮食物的青铜巨鼎。门栓有百八十斤，青铜巨鼎可以重达几百斤，因而能够“翘关”“扛鼎”都是古代大力士的象征，例如东汉末年自诩“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即是一位“身长八尺，力能扛鼎”的大力士。

“举重”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兴起于唐代。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一改过去主要以荐举选拔人才的局面。武则天称帝后，为防止国民在盛唐的安逸中忘记战争，疏于锻炼，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开设武科举，即将“翘关”加入武科考试的科目之中。除去步射、马射、马枪之外，“又有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新唐书·选举志》）。自然，这时举的“关”不再是实用的城门门栓，而是为考试特制的木棍，这种木棍有一丈七尺长（相当于5米半左右），直径三寸半（相当于10厘米左右），合格的标准是手持“关”的一端，共举10次。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深恐兵权旁落，因而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首先，在武科举中加入了策论，考察考生对于文化和兵法策论的掌握；其次，降低了在武科方面的要求，取消了专门的臂力测试，以步射、马射为主，辅以弩踏、刀枪器械，然而对于弓、弩等工具也有重量等级的划分。元代，为强化统治，统治者禁止汉人学习武艺和私藏武器，武科举也随之取消。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希望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赞成文武分途，因而长期没有开设武科取仕，直至明宪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才重开武科，此时距明朝建立已96年了。这时的考试重在弓马，兼取策论。明万历年间边疆告急，朝廷试图加强武举，选拔人才，但是也未能实现。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刀石科目，“举重”再次成为武举考试的科目，这时举重的方式即为掇石，而不再是举木棍，并且设定刀的重量为3个等级，即80斤、100斤、120斤，石的重量为3个等级，即200斤、250斤、300斤，这是所谓的“弓刀石马步箭”（即开弓、舞刀、掇石、马射、步射）的开端。清代继承了明末的相关政策，是武科举发展的鼎盛时期，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武科考试分为3场，第一场试射马步箭，第二场试技勇，第三场考兵法。其中第二场的技勇包括拉弓、舞刀、掇石3项，这3项都是对考生臂力的测试。这一时期对于技勇所用的弓、刀、石都有明确的规格等级，规格依次为三号、二号、头号。据记载，弓的3个等级为八力（相当于80斤）、十力（相当于100斤）、十二力（相当于120斤）；刀的3个等级为80斤、100斤、120斤；石的3个等级为200斤、250斤、300斤。并且对于举起的动作标准有较明确的规定，要求“弓必三次开满，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上膝或上胸”。由此可见清代武科举制度的成熟。

武科举官员不如文科举受重用

与文科举不同，武科举在古代选取军事人才时并非始终占据主要地位，武科举出身的军官也不如文科举官员那样受到重用。纵观历史，各朝名将出身武举的确实寥寥无几。但是称谓往往与文科举相同，只是在秀才、举人等称谓前加上武字，即为武秀才、武举人等。以清朝为例，清朝入关之初即举行武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与文科举并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通过乡试的即为武举人；之后在参加国家举办的会试和殿试中，最终选出三甲，授予官职。清初明确规定，一甲进士（包括状元、榜眼、探花）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其后一甲一名（状元）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清史稿》）不过在清代，武科举出身的军官实际只是“杂途”出身，升迁远不如“正途”——行伍出身的军官晋升顺利。据统计，70%以上的军官是行伍出身。并且，古代武科举考试往往过分重视武艺，轻视兵法的测验，而将才往往对于行兵布阵能力的要求远胜于举刀弄枪，因而在明末即有举子发出“今日选将才乎，选家丁乎”的质疑，谴责武科举考试无法选出实用的军事人才。特别是清代末年，大量西方先进的火器伴随战火传入中国，战争形势逐渐由冷兵器转向火器，“弓刀石马步箭”已然没有实际意义，因而有识之士不断上书，请求废止武科举。终于在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朝廷下令：“谓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流弊滋多，而所习原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际，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清朝续文献通考》）至此，持续1000余年的武科举考试宣告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