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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古代武举人臂力考试,唐举原木清举巨石

古代的武举人考试,是一种武将人才的选拔方式,不过其重视程度相较于文举要差很多,直到清朝时期才逐渐重视,不过也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而逐渐没落了。

掇石,也称“制子石”“武功石”。石上皆标有重量,主要考臂力,以重量多少定名次,并刻有科举吉语。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分为文科举和武科举两类。反映文科举的书籍及影视作品众多,人们对此并不陌生,但武科举如何选拔人才?测试臂力的“举重”又在武科举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清朝掇石用来测试考生臂力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几块中部挖空、方方正正的“石块”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这便是清代武科举考试评定考生臂力的“举重”工具——掇石。掇石,也叫“制子石”“武功石”,为长方形,约半米高,中间挖空部分或为十字形,或为半月形,以便考生将手伸入举起。掇石前部有刻字,刻着考试年份、掇石重量和恭祝考生金榜题名的吉祥话。例如一枚馆藏的清代掇石,左侧竖刻“光绪辛卯年置”(公元1891年),右侧竖刻“重二百二十斤”,顶部横刻着“登瀛洲”三字,意为士人得到荣宠,如登仙界,正中间竖刻着“得意青云路”,都是预祝考生金榜题名的妙语。

体能测试的朝代更迭

掇石是清朝时测试体能、以体力选人才的物证。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上就有关于举重的记载,称之为“翘关”和“扛鼎”。“翘关”是指单手举起城门上的大木门栓,“扛鼎”则要求双手举起烹煮食物的青铜巨鼎。门栓有百八十斤,青铜巨鼎可以重达几百斤,因而能够“翘关”“扛鼎”都是古代大力士的象征,例如东汉末年自诩“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即是一位“身长八尺,力能扛鼎”的大力士。

“举重”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兴起于唐代。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一改过去主要以荐举选拔人才的局面。武则天称帝后,为防止国民在盛唐的安逸中忘记战争,疏于锻炼,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开设武科举,即将“翘关”加入武科考试的科目之中。除去步射、马射、马枪之外,“又有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新唐书·选举志》)。自然,这时举的“关”不再是实用的城门门栓,而是为考试特制的木棍,这种木棍有一丈七尺长(相当于5米半左右),直径三寸半(相当于10厘米左右),合格的标准是手持“关”的一端,共举10次。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深恐兵权旁落,因而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首先,在武科举中加入了策论,考察考生对于文化和兵法策论的掌握;其次,降低了在武科方面的要求,取消了专门的臂力测试,以步射、马射为主,辅以弩踏、刀枪器械,然而对于弓、弩等工具也有重量等级的划分。元代,为强化统治,统治者禁止汉人学习武艺和私藏武器,武科举也随之取消。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希望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赞成文武分途,因而长期没有开设武科取仕,直至明宪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才重开武科,此时距明朝建立已96年了。这时的考试重在弓马,兼取策论。明万历年间边疆告急,朝廷试图加强武举,选拔人才,但是也未能实现。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刀石科目,“举重”再次成为武举考试的科目,这时举重的方式即为掇石,而不再是举木棍,并且设定刀的重量为3个等级,即80斤、100斤、120斤,石的重量为3个等级,即200斤、250斤、300斤,这是所谓的“弓刀石马步箭”(即开弓、舞刀、掇石、马射、步射)的开端。清代继承了明末的相关政策,是武科举发展的鼎盛时期,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武科考试分为3场,第一场试射马步箭,第二场试技勇,第三场考兵法。其中第二场的技勇包括拉弓、舞刀、掇石3项,这3项都是对考生臂力的测试。这一时期对于技勇所用的弓、刀、石都有明确的规格等级,规格依次为三号、二号、头号。据记载,弓的3个等级为八力(相当于80斤)、十力(相当于100斤)、十二力(相当于120斤);刀的3个等级为80斤、100斤、120斤;石的3个等级为200斤、250斤、300斤。并且对于举起的动作标准有较明确的规定,要求“弓必三次开满,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上膝或上胸”。由此可见清代武科举制度的成熟。

武科举官员不如文科举受重用

与文科举不同,武科举在古代选取军事人才时并非始终占据主要地位,武科举出身的军官也不如文科举官员那样受到重用。纵观历史,各朝名将出身武举的确实寥寥无几。但是称谓往往与文科举相同,只是在秀才、举人等称谓前加上武字,即为武秀才、武举人等。以清朝为例,清朝入关之初即举行武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与文科举并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通过乡试的即为武举人;之后在参加国家举办的会试和殿试中,最终选出三甲,授予官职。清初明确规定,一甲进士(包括状元、榜眼、探花)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其后一甲一名(状元)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清史稿》)不过在清代,武科举出身的军官实际只是“杂途”出身,升迁远不如“正途”——行伍出身的军官晋升顺利。据统计,70%以上的军官是行伍出身。并且,古代武科举考试往往过分重视武艺,轻视兵法的测验,而将才往往对于行兵布阵能力的要求远胜于举刀弄枪,因而在明末即有举子发出“今日选将才乎,选家丁乎”的质疑,谴责武科举考试无法选出实用的军事人才。特别是清代末年,大量西方先进的火器伴随战火传入中国,战争形势逐渐由冷兵器转向火器,“弓刀石马步箭”已然没有实际意义,因而有识之士不断上书,请求废止武科举。终于在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朝廷下令:“谓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流弊滋多,而所习原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际,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清朝续文献通考》)至此,持续1000余年的武科举考试宣告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