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爆发的鼠疫究竟有多恐怖？对明朝灭亡有多大影响？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明朝的灭亡，明朝自身的问题固然是主因，但明末的天灾和气候异常同样极为致命，尤其是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的这场持续长达十年、波及陕晋、华北数省的鼠疫，更是成为了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这场瘟疫到底有多恐怖，对明朝的灭亡又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明末天灾人祸和气候异常，乃是这场瘟疫的主要原因

　　根据华北地区明末地方志以及文人笔记的记载，上交大历史学教授曹树基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1580-1644)》中写道：公元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死亡，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与中国有关。

　　关于这场瘟疫的原因，现代研究普遍认为与气候异常和生态破坏有关。

　　首先是持续干旱。受“明清小冰期”影响，明末时期的降水线明显南移，导致北方开始出现大面积持续性干旱，崇祯年间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十年大旱，不仅湖泊干涸，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华北地区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达23个地区出现了连续四年以上的重旱。

　　如此大规模的干旱，对于明朝这种传统农业大国，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又如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

　　干旱不仅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极大打击，而且导致了水源的急速减少，增加了人畜混用水源的风险，这无疑增加了人感染瘟疫的风险。

　　其次是大规模蝗灾。现代研究表明，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因此旱灾的爆发反而更加有利于蝗虫的繁殖，而这便是古人常说的“久旱必蝗”，根据涂斌《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的统计，明朝遭受蝗灾的总数达到了967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如果集中到明朝中后期，这个频率则更高。

　　尤其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中，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在《明史》中，旱灾伴随蝗灾的记载，简直如同流水账一般。例如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

　　这个景象到底有多恐怖，仅以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的为例，当时“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结果便是”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彼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便说，“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

　　最后是人祸。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再度频繁发生战争，结果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进而导致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致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本就因气候变化失去了食物来源的老鼠，为了生存，开始大量进入人类聚居区，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

　　与此同时，由于明朝后期统治层面的问题，底层百姓大量破产，百姓们为了生存几乎将所有能吃的都充入腹中，甚至包括老鼠，这同样极大的增加了感染鼠疫的风险。此外，流民的持续暴增，还会导致瘟疫迅速向外蔓延。

　　如上所述，由于明末时期的天灾人祸和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造成了致命打击，不仅导致大量流民的产生，同时也极大增加了老鼠与人接触的概率，而这皆是后来鼠疫的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四年，鼠疫迅速席卷北方各地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从嘉靖年间开始，全国各地便开始不断出现瘟疫。不过，彼时的瘟疫多呈现点状分布，虽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危害，但并没有大面积的爆发，因此关于这些瘟疫多见于地方志。

　　我们仅以山西为例，根据《山西通志》的记载，“嘉靖三十九年……石州(今山西吕梁)且疫大作，十室九空，亡饿盈野”;

　　“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

　　“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

　　“万历十四年，泽(今山西晋城)之州县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间老稚剥树皮以食，疠疫大兴，死者相枕藉”;

　　“十五年，泽州县复大旱，民大饥，疠疠死之如故”;

　　“十六年春，泽州地震，大疫流行，民户有全家殒没者”;

　　万历十六年后，疫情倒是缓解了一段时间，但到了万历后期，却再度开始肆虐。“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大同属县旱饥，九月疠疫，多喉痹，一二日辄死”;“九月，太原府人家瘟疫大。……历正、二月犹不止。晋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晋王以瘟疫薨。……历正、二月犹不止。晋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晋王以瘟疫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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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有记载来看，明朝末年肆虐陕晋、华北地区的那场大瘟疫，同样是从山西开始的。崇祯六年(1633年)，太原府兴县(今山西吕梁兴县)爆发鼠疫，兴县百姓为此逃之一空，随着兴县百姓的外逃，这次瘟疫开始迅速向周边扩散。

　　根据雍正年间《泽州府志》等史料的记载，同年泽州府和平阳府开始遭受疫情，在泽州府，“崇祯六年，高平、阳城、沁水夏大疫”;在平阳府，“临汾、太平、蒲县、临晋、安邑、隰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大疫，道馑相望”。

　　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府县开始相继遭受疫情，“(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相较于陕西而言，山西各地的疫情自这一年后则更加严峻，例如大同府，“十年，瘟疫流行，右卫牛亦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十六年浑源大疫，甚有死灭门者”，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大同府仍是“瘟疫传流，人畜多毙”。而其他地区，也相继爆发疫情，灵邱“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过半”，潞安(今山西长治一带)“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开始蔓延到河北，首先是河北大名府，“十一月……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河北地区疫情持续扩散，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顺德府“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饥，夏大疫”;顺天府的良乡县“瘟疫，岁大饥”，次年则“大瘟”。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从河北地区开始传染至京城，“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这里面所说的“疙瘩瘟”和前文提到的“疙疸病”，主要是因为腺鼠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的症状，因此得名。

　　崇祯十五年(1642年)，鼠疫开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数百人，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崇祯十六年(1643年)，河北地区的疫情依旧极为严重，如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 见则死， 至有灭门者”。

　　《明史·五行志》亦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次年，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前往天津督理军务，曾回忆京师的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在疫情继续肆虐的同时，腺鼠疫开始变异为肺鼠疫，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甚至已经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

　　天津的疫情同样极为恐怖，“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 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 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 哀号满路”。

　　这次鼠疫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地区极广，除了陕晋、河北地区外，河南、山东各地同样受到疫情影响，开封府阳武县、荥阳县、通许县、商水县，河南府的偃师县、阌乡县，彰德府，归德府，怀庆府，以及山东青州府，济南府的历城、齐河、海丰、德州、泰安等地同样遭受瘟疫肆虐。

　　鼠疫给明朝带来致命打击，成为压垮大明的最后稻草

　　关于这场瘟疫造成的具体死亡数字，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估算，根据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大鼠疫，仅陕、晋、冀三省的死亡人数便已经达到了上千万，仅京城的死亡人数便达到了二十万以上，大明京师不仅出现了“日出万棺”的景象，街道上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的灭亡，固然有自身的问题，然而这场规模巨大的鼠疫，则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不仅加剧了天下大乱的程度，更是对明朝的军事系统造成了致命打击。

　　最为典型的，便是名将孙传庭的阵亡，奉命率兵围剿李自成的孙传庭，本就被鼠疫横行、人死过半而头疼不已，结果朝廷方面还不断催促其出兵，以致孙传庭最终只能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出战，最终战败身亡。

　　明朝末期，在卫所制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明朝成建制的精锐部队，主要便是九边重镇，然而这场瘟疫却几乎彻底摧毁了九边重镇中的延绥、大同、太原、蓟州、宣府等镇。

　　结果，当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时，明朝不仅没有办法抽调兵力予以围剿，甚至在李自成率军自陕西攻往京城时，明军都没有足够的兵力予以阻挡，以致李自成除了在宁武遭到顽强抵抗外，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很轻松的杀到了北京城下。

　　与此同时，在鼠疫的肆虐之下，原本京师的十万驻军，只剩下了五万多人，而京营原本拥有的2.7万匹战马，也只剩下了1千匹可以骑乘。如此情形下，京军不仅丧失了野战能力，甚至连守城都变得捉襟见肘。当时，京师内外城墙有15.4万个垛口，而那五万从疫情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不仅“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而且大多身体虚弱甚至无法站立。

　　在闯军已经杀到京师城下时，守城将官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的求人守城，结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甚至最后连三四千宫中太监都上了城墙。即便如此，城墙上仍是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守城明军皆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在外援无法抵达的情况下，此时的京城实际上根本就守不住，因此守城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先后开城投降，闯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便攻破了京师。眼看大势已去，明思宗朱由检最终于煤山自缢，明朝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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