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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何坐视努尔哈赤在辽东崛起?探索明朝经略辽东的策略变化

  明朝(1368年―1644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传十六帝,共计276年。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朝虽然最终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灭,但崛起于辽东的满清对于大明的威胁和牵制同样极为致命。那么,仅凭父祖遗甲十三副、将士数十人起兵的努尔哈赤,到底为什么能够崛起,进而一统女真各部,而当时的明朝到底在做什么,竟然坐视努尔哈赤于卧榻之旁崛起?

  01.明朝经略辽东的策略变化

  明末努尔哈赤的崛起其实并非偶然事件,从根本上来说算是明朝经略辽东的失败,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崛起,其实就是明朝在长达两年多年的时间里,针对辽东女真部落一系列政策酿成的苦果。

  明朝之所以将辽东纳入统治,其实最初乃是军事目的,乃是明初时为了从东北对北元形成包围态势。

  为了巩固对辽东的控制,改变当地少数民族居多、汉人较少的局面,洪武、永乐两朝曾多次向辽东迁徙百姓,然而由于当时的辽东尚未全面开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哪怕清朝时也长期作为流放之地,因此少有百姓能够真正扎根于此,移民政策收效甚微。

  实际上,站在明朝政府的角度来看,对辽东实行内地一样的统治其实并不合算,由于当地基础条件太差,整个辽东也无法给明朝带来多少税收收入,但统治成本却极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朝对于辽东除了军事层面的重视外,在民政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高。

  正是由于民治成本太高,因此从明朝将辽东纳入统治开始,便始终没有在此设立管理民政的各级官府,而是全面实行军管制度,即以军事衙门统管民政。

  最初,鉴于奴儿干都司的军事作用,明朝对于辽东还算上心。但到了仁宣年间,随着洪武、永乐年间的多次北伐,北元已经彻底崩溃,鞑靼和瓦剌忙着争夺草原统治权,已经很难再对明朝构成威胁,奴儿干都司的战略作用开始下降。

  由于当地少数民族人数众多的原因,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其实始终没有将辽东百姓当成自己人来看待。因此从仁宣年间开始,明朝便放松对辽东的经略,开始推行“以夷制夷”策略,导致除了少数高级官员之外,很多辽东官员皆由少数民族的贵族担任。

  此外,由于洪武、永乐年间的连年征战,导致明朝国力损耗极为严重,国家急需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因此从仁宣年间开始,明朝开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对外呈战略收缩态势。

  与此同时,由于朵颜三卫的时叛时附,导致奴儿干都司西部屏障尽失,再加上宣德五年(1430年)时右都督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导致明朝对辽东的控制急速降低。

  如上所述,明朝虽然一度将奴儿干都司纳入了统治,但实际控制力极弱,再加上明宣宗以来的战略收缩,导致明中期以后朝廷已经逐步丧失了对辽东的掌控,这给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02.统治粗暴以致辽东人心尽丧

  在古代,中原百姓和官员对于少数民族,总带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因此正如前文所说,明朝上下对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辽东,从未真正予以接纳和认同。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明朝对于辽东的统治,可以说极为简单粗暴。

  所谓“以夷制夷”,在以少数民族官员统治当地百姓的前提下,明朝又对居于辽东的女真部落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即所谓的“分其枝,离其势,互另争长仇杀”,以各种手段促使女真各部之间发生矛盾和摩擦,从而避免女真各部完成统一,对明朝构成威胁。

  在这种大策略下,明朝对女真各部实行拉拢一部、打压一部的策略,导致居于辽东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部之间时常爆发冲突摩擦,而即便是这三支女真内部的各部落间,也是矛盾丛生,造成“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例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建州左卫右都督蒙哥帖木儿,便是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

  在这种羁縻策略下,明朝基本确保了辽东女真各部落间的势力平衡,从而使得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那么,如果女真某部出现了崛起的迹象呢?明朝的处理方式同样极为简单粗暴,那便是以绝对实力对其予以清剿。

  当时,由于建州女真距离明朝最近,受中原影响最大,因此在女真三部中一直比较强大,而为了避免其凌驾于另外两支女真之上,在宣德八年(1433年)、正统二年(1437年)、成化三年(1467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五年(1479年)等年份,明朝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征伐,且皆采取“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的手段,以致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为了解决辽东严重的财政赤字,朝廷下旨复征山海关的商税,《明实录》有载,“诏复征山海关税,自中土出者,山海关收六分,辽东四分。自辽东入关者,辽东收六分,山海四分。每季委文官一员,督同守备官收税”。

  虽说官方的征税并不算多,然而以明朝当时的官场风气,实际上征收的数目却远远不止如此。如果是在中原腹地,官员们恐怕还会担心激起民变,而在辽东,官员们可就没有那些顾忌了,因此当时征税份额之多,税点关卡之密,是要远远多于朝廷所规定的。

  如上,在明朝的如此统治之下,可以说让辽东人心尽失,不仅是女真各部,哪怕是辽东的汉人,对于明朝也是怨恨多于牵绊。正因如此,当努尔哈赤起兵并逐渐征服女真各部后,明朝在辽东的统治才会迅速崩溃。

  当时,熊廷弼便曾表示,“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可见当时明朝对辽东控制之弱,以及辽东百姓对于明朝的怨恨。

  03.明朝对努尔哈赤起兵的态度

  万历二年(1574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由于频繁袭击明军,被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剿灭。之后,王杲的儿子阿台章京为了替父报酬,又屡袭明军,李成梁遂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围攻阿台章京于古勒城,结果因尼堪外兰的叛变,不仅阿台身死,就连努尔哈赤的父祖亦死于战火。

  前文说过,明朝对辽东实行羁縻政策,而尼堪外兰便是明朝在女真中扶持的“自己人”。父祖被杀之后,努尔哈赤当即起兵,以为父祖报仇为名攻打尼堪外兰,对于这种女真内部的厮杀之事,乃是明朝乐见其成的,对此自然不会插手,谁知尼堪外兰在与努尔哈赤的交战中却是屡战屡败,最终部众尽失逃入关内。

  努尔哈赤此时的势力极弱,当然不敢直接与明朝交战,因此便向明朝索要杀父仇人尼堪外兰。明朝最初并未答允,但眼见努尔哈赤已经逐渐起势,而尼堪外兰已毫无利用价值,遂不再对其进行庇护,以致其最终被杀。

  明朝不仅交出了杀害努尔哈赤父祖的凶手,而且为了对努尔哈赤予以笼络,还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让其承袭了指挥使职位。

  努尔哈赤虽然与明朝边军有血海深仇,但他也明白此时不是明廷对手,因此立即便接过了明朝伸出的橄榄枝,而且表现的极为恭顺,对于明朝的吩咐那是绝对照办,例如万历十六年(1588年)时动擒获并交出了袭击柴河堡的贼寇克五十。

  即便是努尔哈赤在攻掠女真各部之时,对于明朝也是恭顺有加,仅从现有史料来看,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二十一年间,努尔哈赤便曾前后八次亲自入京朝贡。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努尔哈赤表现的恭顺,明朝便对其肆意扩张充耳不闻呢?实际上并非如此。随着努尔哈赤不断扩张,势力越来越强横,他其实已经引起了明朝的注意,不过明朝此时仍然没有直接插手的想法,而是继续让他们相互撕咬。

  一方面,明朝大力扶持海西女真哈达部,用以牵制努尔哈赤,即使在哈达部领袖王台死后,哈达部陷入内乱,进而被叶赫部趁机夺取海西女真大权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弃这一既定策略,继续扶持着哈达部领袖王台的子孙。

  另一方面,凭借强大的实力,插手辽东事务,避免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例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攻打叶赫部,明朝派游击马时楠、周大歧领兵千人进驻叶赫,努尔哈赤被迫退兵。又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打算一举荡平叶赫,结果再度因明朝的干涉而罢手。

  实际上,让女真各部火拼厮杀,本就是明朝的既定战略。为此,在努尔哈赤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古勒山之战”中大败叶赫九部联军后,明朝还以努尔哈赤保塞有功而特升龙虎将军,赐印信、龙虎将军剑。

  努尔哈赤作为后起之秀,在女真各部的争斗中原本并不占据优势,谁也没想到努尔哈赤竟然能够迅速干掉乌拉部,而实力最为强横的叶赫部,竟然也被努尔哈赤迅速击败。恐怕就算是明朝自己也没料到,自己玩了两百年的策略,竟然失灵了。

  04.彼时的时明朝到底在干什么

  虽说努尔哈赤的崛起,与明朝对辽东的既定政策有关,但当努尔哈赤已经逐渐展现出一统女真各部,大有打破明朝在辽东布局的情况下,明朝为何仍然始终没有做出反应,当时的明朝到底在干什么呢?

  实际上,对于努尔哈赤崛起的关注程度不够,的确有当时明朝自身的原因在。总的来说,明朝当时主要在做以下三件事。

  1.明末党争。如果要追究起明朝灭亡的原因,党争绝对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明朝党争最为严重的时期,正是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的,在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京察时,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导致大批大臣被罢免。

  从这一时期开始,南党和北党之争极为激烈,时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之后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爆发了“伪楚王案”,结果一度导致内阁只剩下了朱赓一人。

  在当时,大臣们忙着坑人,哪里还有人顾得上辽东那片鸟不拉屎的地方,最为可笑的是,李成梁罪证一大堆,最终竟然是因为党争而遭到罢免,结果之后十年间,由于党争的关系,主政辽东者竟然先后换了八位,以致明朝对辽东的掌控是越来越弱。

  而明朝的这种党争,从万历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时期,期间不仅东林党、浙党等各派大臣相互攻讦,更有阉党充斥其中,以致朝廷乌烟瘴气。

  2.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宁夏之役开始,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止,在短短的八年之间,明朝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平定蒙古人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在此期间,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明朝和缅甸之间也是冲突不断。

  要知道,从明朝中期开始,卫所制便已经逐渐走向了崩溃,导致每次大规模的战争,明朝都要抽调各地乃至土兵参与,在战争如此频繁的情况下,明朝也的确没有经历再对辽东给予过多关注。

  甚至由于万历朝鲜战争,明朝的蓟江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还上奏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准其请,以便“制东夷”,帝从其奏,命授为都督企事。

  3.高淮乱辽。由于连年战争等原因,明朝当时的财政极为紧张,为了弥补国库亏空,万历皇帝便派了很多太监去各地征收矿税,原本出发点是好的,但派往各地的太监却以天子特使自居,无视地方行政机构,进而借机中饱私囊、大肆敛财,以致各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高淮便是其中之一。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尚膳监高淮到辽东开矿、征税,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而高淮诬陷诸生数十人为民变头领,将之关入监狱。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前屯卫军因为高淮克扣月粮、鞭打凌辱下级军官和士兵起事,并宣称“誓食淮肉”,后经一参将劝告方才回营。到了同年六月,锦州、松山军也发生哗变,高淮害怕被杀而逃回关内。

  明代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道,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

  此外,根据《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早在嘉靖朝时期,“各边军士卒,因官军剥削,往往逃窜”、“辽东二十五年开原额军士一十五万陆仟九百余名,今役止六万余名,其间,且多老弱”、“开原额没兵马五千,逃之大半”,也就是说明朝在辽东的驻军,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作用,即便想要遏制努尔哈赤,也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综上,由于明朝经略辽东两百年以来的策略,给了努尔哈赤起兵壮大的机会,再加上明朝当时内部的各种问题,以及明朝对辽东的既定政策和努尔哈赤前期表现出的恭顺,导致对于辽东的关注度并不算高。

  结果,仅凭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努尔哈赤,最终一统女真各部,等到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汗建国,并在两年后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明朝这才反应过来,然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从猫咪变成了猛虎,结果便是明朝在“萨尔浒之战”后彻底丧失在辽东的主动权,再也武力压制努尔哈赤的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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