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这一次军事交锋后，日本“老实”了1000多年

中日交往始于东汉。隋朝时期，日本就已多次派出使团，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有刺探中国实力的目的。通过比较，日本自认为比较强大，慢慢就有了与中国分庭抗礼的野心。在递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中，他们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意思是说日本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

唐朝建立后，日本的遣唐使频繁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以至于态度傲慢，甚至蛮横无理。显庆五年（660年），日本遣使向唐高宗提出非分要求，他们对大唐的附属国垂涎三尺，想让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妄图在大唐的利益圈内分得一杯羹。距离日本最近的高丽半岛（今朝鲜半岛），则是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所觊觎已久的。

当时，高丽半岛处于分裂状态，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就三国而言，高句丽、百济比较亲日，新罗比较亲唐。高句丽、百济妄图依靠日本对抗大唐，特别是高句丽本是东汉时的辽东旧地，隋唐多位皇帝志在收复，但攻伐不下；百济也因有日本的支持非常嚣张。公元660年三月，百济攻击新罗，新罗告急，请求唐军支援。新罗武烈王金春秋联合唐朝水军灭掉百济，百济王扶余璋的从子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向日本乞求援师。

日本一直不服大唐，趁机派出水军向唐朝军队发动进攻。这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唐朝与日本水军交锋地点在白江，又称白村江，是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当时，唐朝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而日本水军有10000多人，战船1000艘。据《旧唐书·刘仁轨传》《日本书记·天命开别天皇》等史料记载，当年8月27日，唐朝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日本水军虽然人多船多，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远远优于日本。当刘仁轨闻知倭奴要发动军事进攻后，非常自信地仰天长笑说：“天助我老头子建立勋业！让以怨报德的倭奴吃点苦头，长长记性。”结果唐军以逸待劳，同仇敌忾，再巧妙地施以火攻战术，焚毁日本战船400多艘，取得了这场战斗的最后胜利。“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旧唐书·刘仁轨传》）。

当时战争的具体情况为“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日军主将）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日本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残存的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唐军投降，日本势力也随之退出了高丽半岛。“白水村战役”后，日本对中国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对本国的实力也有了新的定位。日本天智天皇也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以中国为师。此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全心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甘心于等同“蕃国”，老老实实地谋求自强。

对于“白水村战役”，日本学者森公章曾在《“白村江”之后》中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日本老实了900多年后，中国历经唐宋元明，到了明朝中后期，日本又出了一位战争狂人丰田秀吉，此人在完成国内统一后，于1592年进犯朝鲜，作为大明帝国的附属国，朝鲜向明朝救助，万历皇帝派出大军抗日援朝，经过反复交锋、议和、交锋，最终于1597年击溃日军。次年，丰臣秀吉忧郁而亡。此后，日本又老实了近300年，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