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忽必烈与背叛南宋的海盗合建海上大道

元朝海船

文 | 龙掩

转自《看历史》（id：eyeonhistory）

本文已获授权

1279年在元朝灭南宋的战役中，忽必烈得到了叛宋的南宋海军的帮助。而为了建立一套粮食运输体系，元朝从海盗那里得到了帮助，构建了元朝的海上生命线。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并开始实施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此时南宋占据着临安（今天的杭州）等地，忽必烈极其需要一条通道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

蒙古人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一向惯于陆地作战，他们向南方进军时，亦聪明地懂得如何利用海洋。他们不仅收纳了叛宋的南宋海军，拥有了规模庞大的海洋战舰，大型的海洋货船，还获得了海盗的帮助，建立了从东南亚至波斯湾的海外贸易，以及一个稳定的海上粮食运输系统。

海盗运粮

长江出海口处有几个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为崇明岛。崇明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13世纪的时候已不受宋朝政府的控制，成为海盗的自由天堂。

13世纪中叶，此地有两个著名海盗：朱清和张瑄，他们率众“啸众剽劫”，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五百艘，活动范围南至通海，北至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后被南宋招安。

1273年，朱清和张瑄背叛南宋，成为元水军的重要力量， 朱清被授予代理管军千户的武职。3年后，两个前海盗接到了一个任务：运送南宋库藏。

那一年，元军攻占了临安，南宋降臣建议丞相伯颜把南宋的库藏，包括档案、图表、祭祀器具都运送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元大都来，以备修宋史时用。但当时的淮东地区仍在南宋将领的控制之下，所以伯颜想到了海道运输，他将此任务交给朱清和张瑄，并获成功。

6年之后，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粮食迟迟不到，而且内河粮运的运费昂贵，伯颜因而想起1276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事。

伯颜将此法上报忽必烈后，忽必烈权衡了不同漕运方案的利弊得失，决定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下令建造60艘海船，招募大量熟悉海上情况的船工、船员，任命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

忽必烈

1282年元朝政府的60艘平底船建造已毕，在朱清和张瑄的主持下，漕船在今天的江苏省太仓县浏河装粮，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60艘平底海船共装运漕粮4.6万石。

船队离开港口以后，经扬州，过海门县以东的黄连沙咀和万里长滩，然后向西北航行，到达淮安、盐城县，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北上，在今天的山东荣成地区折转向西航行，到达登州古港，继续西行进入今天的海河口，整个航程历时4个多月，所有粮食于1283年3月到京。

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次航行证明了海路运输粮食的可行性。当时张晃为有一句诗“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就是形容当时海上运粮的情景。

出航成功使得元朝统治者对海上漕运更加重视，海运漕粮的数量逐年增加，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漕粮年运量达到了159万石。

此时忽必烈正一心想征服日本和占婆（今越南南部），需要大量船只和水手，而且当时元朝的经济力量还无法建造适合大量运输大宗货物的平底船。所以他决定利用商人和海盗来完成这危险的海上航行。

他把组织人员运粮的任务全权交给朱清和张瑄。两人有选择人员的权力，甚至不经朝廷的批准就可授予官职。

当时建造一艘排水量在1000料（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的大船的花费大约是100锭，而1000石米的运费是170锭。利润如此之高，海路商人们当然不会错过时机。因此朱清和张瑄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两人也邀请东南沿海的海盗加入。

这项政策给了商人巨大的利润空间，鼓励商人多方参与，最后粮食运输取得空前成功。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米的数量达360万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将海运收归官有

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的默许。朱张二人还可以自己印刷纸币，与官方发行的纸币相比，只是纸张稍黑而已。

两个前海盗做得“尽职尽责”，因此也不少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利润。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

13世纪80年代，太仓出了100多位高官，12个人官至万户侯，64个千户，还有40个百户，其中大多数是朱张二人的子侄和亲戚。

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弹劾他们。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当时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瑄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为处理两人的财产，朝廷特意设置了钦差大臣，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6年功夫。

虽然朱清和张瑄被处死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按照传统“株连九族”，更没有处理跟着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其他人。对于元朝来说，海路不能完全禁绝，放过朱张二人的家人和属下，可以靠这批熟手小范围地继续保持海上贸易活动，海路粮食运输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伤。

但不管如何，朝廷不会让个人再如此大权在握，中饱私囊了。二人死后，朝廷将海运收归官有。

朝廷的经营困境

机构设置虽有改善，但在运营海上贸易方面，政府远远赶不上朱清和张瑄，为了保持运输量，政府不得不雇佣（很多时候是霸占）私人的船舰。1309年5月北京发生饥荒，政府急需20万石米救灾，结果运输过程中困难重重。

在以前，朱清和张瑄控制海上粮食运输的时候，每年的运输量从四五十万石慢慢增长到每年100万石，运输的船只总是绰绰有余，运费也很公平。

而到了1309年，税收和苛捐繁重，私人船主陷入困境，为了逃避重税纷纷躲了起来，结果，运输粮食的船只远远不足。为了凑足船数，官员们不得不远到福建等地去 “征用”船只。

这些情况，让蒙古统治者开始重新思考：把海上粮食运输收归官办到底对不对？

1310年，或许是因为张瑄孙子的请求，或许是因为北方的饥荒迫切要求朝廷重新启用张瑄家族。总而言之，这一年，皇帝对朱清和张瑄给予平反，令张瑄的长子掌管对日本的贸易。

元代海运航线示意图

1310年，粮食安全运到天津港之后，皇帝专门派了一名钦差赶到天津，祭祀海神娘娘，感谢海神对船队的保佑。第二年，朱清一个精明强干的手下成功组建了800只船的舰队，并且押送了2773266石米到北京，此次运粮数量之多，如今来看也是个奇迹。

经过这些事之后，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海上运输的复杂性，再次提升了海上运输官员的职位。

被遗忘的良法

元朝统治者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运输，事先付给高额运费，这种运输体系让普通百姓免服运输粮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负担增设官僚结构来管理，号称“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说“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

因此，除了朱清和张瑄倒台后那段时间，元朝一直实行这种政策——利用海盗和商人来运输粮食。

元朝统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业。在1294年，可造出的最大的船也不过装载1000石米，随着海上运输的增多，船的承载量越来越大。到了1314年，最大的船可以装载8000到9000石米，最小的船也可装载一两千石。

在鼓励海运的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忘记陆运，为了航运顺利，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两年后，在郭守敬建议下，忽必烈又用280多万劳工，开凿了通惠河。

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做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的船只通过，商人们建造的船慢慢增长到300-400料甚至500料。

这是朝廷付给商人高额运费，刺激商人建造船只的结果。但却造成了不良结果——因为航行船只过多，大运河上船舶的运输速度则减慢了。

但可惜的是元朝的海运政策没有被明朝继承，到了明代，曾经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很快沉寂下来，被人遗忘。

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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