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剩男剩女生活史

文 | 谷正中

摘自《新周刊》第430期（id：new-weekly），本文已获授权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真实历史中的孔子并不古板，二十岁娶了丌官氏，知食色性也，编辑《诗经》时将歌唱男女结合的《关睢》置首，其目的或劝剩男剩女不要迷恋可以放纵的青春。

可惜事与愿违，《诗经·周南·汉广》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有人认为“游女”就是剩女——不接受男子的婚求而有自己思想的孤独女人。这些披古风悠然随舟飘荡于清清汉水的女子，或许追求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由自在，甘愿为无所归依的剩女。

真实历史比《诗经》更骨感，在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因为价值观、贫穷、出身、战争、制度、生理等原因，制造了无数难以被后人观照的剩男剩女群体，古称“独”，与“鳏寡孤”并列。

男的通常叫“单身公”、“单身佬”、“逸夫”、“喇唬”、“光棍”、“打光棍”；女的叫“姑婆”、“老姑婆”、“自梳女”和“不落家女”等等。1949年以后公开出版物称“大龄青年”，以示不歧视。

大禹，剩男剩女励志的榜样

多大年龄未婚就进入剩男剩女之列？周代有“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结婚一说，而且一位传说中人物就是如此——大禹。

《吴越春秋》载：“禹三十未娶，行至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这位年届三十当时最忙碌的公务员，在走群众路线时来到了涂山参加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深刻认识到结婚的重要性，遂娶涂山氏结束童子身。大禹的确是剩男剩女励志的榜样，但从古代人均年龄较低来看，男人到三十结婚不太可能，一般而言，过了二十不婚便是剩男。

孔子认为“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造人之道”。

历朝历代亦有适婚年龄规定。越王勾践有令，“男子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要罪其父母。”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北周武帝有诏：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十三以上……所在军民以时嫁婚。

大唐诗人李颀《古意》记载，“辽东小妇年十五”，李白的《长干行》有称，“十四为君妇”，后来玄宗有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听婚嫁”。大宋时代，司马光在《书仪》中称，“婚龄男十六以上，女十四以上”。元明清之后，大抵如司马光所言。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男子二十岁以上，女子十六岁以上未婚就成了“大龄青年”。

梅妻鹤子，剩男的某格高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传统社会，不认同这个主流价值观的剩男剩女需要勇气。

中国第一个因为信仰（为了长生不老）成为剩男的，也许是东汉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佛学传入后，汉人世界第一归依佛门的剩男是北魏时期朱士行（法名八戒），他也是第一个西行取经的出家人，千百年后在吴承恩的笔下，他从“朱八戒”成了蠢笨、慵懒的“猪八戒”。

第一个女尼是东晋彭城（今徐州）仲令议，她的父亲官至武威太守，她在洛阳听了来自罽宾国（今克什米尔）高僧智山讲佛后潜心为佛，并于公元357年受戒。五胡乱华时的后赵有女尼在都城邺修行，前燕时多至200女尼。

在儒家统治的世俗社会这些剩男剩女不入流，但北宋的林逋把这个世界的逼格提升了好几千米。

这位处士隐居杭州孤山，不娶无子，而植梅放鹤，称“梅妻鹤子”。他的《山园小梅》诗中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梅花的传神写照，为千古绝唱。南宋孤山修建皇家寺庙，独留下他的坟墓。

据冯至先生考证，杜甫也是剩男，他在三十岁后才娶了老婆。剩男时期杜甫的肉体与灵魂都盛着大唐磅礴气韵与家族贵族底蕴，没有一丝汉人以孝、隐的形式博取名誉的功利色彩。

举案齐眉，好大一块牌坊

主流的儒家思想似乎不想放弃对剩男剩女的关心，于是在这个世界立了一个牌坊，挂了牌匾，上书“举案齐眉”四字。

故事男主角姓梁，叫梁鸿，字伯鸾；女主角姓孟，叫孟光，字德曜。梁鸿的父亲是城门校尉，封为修远伯，早亡，太学毕业后在上林苑养猪（不要认为现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养猪就了不起，梁生早就干过），不小心着火烧毁邻家的财物，因家贫不能赔偿只好给邻看门。世人闻其贤德愿与之婚姻而不得。

同县一位三十岁的老剩女，体肥而黑，力可举臼，非贤如梁鸿者不嫁。长得难看，眼光还很高，典型的自恋型人格。可没想到，两人真的结婚，梁鸿嫌孟女衣绮缟，敷粉墨，估计是觉得她长这么难看，越打扮越不舒服。于是猛女改变装束著布衣，隐于世，与鸿生举案齐眉。

孟光应是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剩女。但日后学她模样“非贤不嫁”的故事也有，就如“范进中举”的胡屠户，看那50多岁的老女婿中了举人便炫耀起来：“想著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原来，范进的媳妇也是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屠户的女儿最终也只能嫁个贫穷潦倒的老童生。

宫女四万，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后人在考察大清时期东北婚姻状况时写道，“男女十三四岁即结婚，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贫人。”一语道破天机，贫穷造就出来的大龄青年才是史上剩男剩女的主流。

女子因家贫而不能出嫁，白居易有诗：“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踌。”那时纺织女工是剩女的主力军，元稹《织妇词》告诉我们：“在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有点姿色的可以卖入宫中，汉元帝刘奭后宫多达三千人，《新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她们常出现在富有同情心文人的诗文中。杜牧《阿房宫赋》云：“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她们中成为武则天的只有一个，成为皇后者凤毛麟角。在明代，偶尔有那么一两位宫女因为皇帝的荒淫而播下龙种的传奇。如明隆庆帝临时起意和一位宫女李氏欢好，播下龙种万历帝朱翊钧；万历帝在慈宁宫解手时破了小宫女王氏的瓜，生了太子朱常洛；明宪宗十五岁登基后，迷恋孙太后宫中来自山东青州聊城的宫女万贞儿。

更多宫女的命运如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云：“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未年初选入，入时十六年六十。”

长期幽禁在宫廷，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怨旷无聊，宫女与宫女之间，或太监与宫女之间结为“夫妇”，搭伙共食。关于这个群体“对食”的阴暗一面，自汉代至明代，史籍及笔记记载不绝。

有姿色不能进宫者或为“妓”。并非所有的妓都像唐时士人追逐的薛涛、红拂女、鱼玄机、公孙大娘、李娃、霍小玉、玉箫、杜秋娘、苏小小。宋徽宗宠幸的李师师，宋理宗钟情的唐安安，明代风骨嶒峻的柳如是，侠肝义胆的李香君，或留下诗文几卷、风情万种、美谈一段。但更多的是“老大嫁做商人妇”，空弹琵琶，或许月亮从西边出来，才能遇到白居易这样的知音。

“打光棍”，做官府的爪牙

汉代聘皇后的礼金是金二万（铜钱），虽厚，皇帝从来不缺老婆。蒙古人统治时期明确规定了聘财，“庶人上户一百贯，中户五十贯，下户二十贯。”对于普通老百姓，这笔礼金不轻。大宋时“里巷之民贫不能聘”，老实贫男孤独一生，幸运者还可“引伴为妻”（即同性恋）。

部分通过自宫后入宫脱贫致富，这种剩男，殷商称为“寺人”。这个群体有多大？唐中宗时，太监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明天启三年，征募太监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编制办”不得不扩编1500人，剩下的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在《山堂别集》一书中记载，一个村就有900男子净身准备入宫。

清光绪帝时太监多达9000人，因为财政匮乏不得不裁减编制，最后还留下了1900人，宣统帝时宫里还有500人。

另外有些天性顽劣的贫男，成了唐宋时街头的闲人、帮闲。“光棍”在明代并不是一个中性词，专指这类闲人，又叫“逸夫”、“喇唬”、“打光棍”。他们与官府勾结，充当其爪牙，其实就是无恶不作的二流子、地痞、无赖。明代有两位著名的“打光棍”王玉、王海，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专门在通政司与兵防衙门前，拦截告状的平民与送问囚犯。

军营也是一个庞大的剩男集中营，所以后世流行“当兵一年母猪变貂禅”一说可以为证。如果碰到一个好上司，老兵或许可以成一个家。宋朝镇江妓女韩香与叶姓将军的公子交往，因为身份的原因叶将军不许二人结婚，将她许给了一名听话的老兵。但这个老兵没有福份，韩香情迷叶公子，自尽而亡。

青衣半世，然后只影空房

很多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严格意义的西方奴隶制，但奴婢制长期存在却是事实。奴婢是史上剩男剩女又一主力军。

晋代石祟的婢女非但婚姻不能自主，生命也时有危险，他在酒席上居然以砍杀婢女为乐事。在唐元明都有明确规定主仆不可为婚。

近世奴婢制在部分地区十分盛行。明时广东人林钺岩十分同情这群剩男剩女，“人家畜奴，及笄而嫁者，十无一二。往往逗留淹固，蹉跎岁月，至三四十岁，犹不知正夫妻之伦，完室家之好。”徽南人多地少，丈夫一般外出经商，所以盛行奴婢，“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享。此风休宁为最。”

也有少数幸运的婢女。魏晋时期名人裴秀就是尚书令裴潜魏与灶婢合生，宋代名臣陈了翁、潘良贵都是婢女所生。

明御史大夫吉秉中儿子吉之任在游虎丘时迷恋上一官家的奴婢秋香，卖身为奴与秋香接触，这情节看官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后来的小说家们把吉之任偷换成唐伯虎。

清人陶澍与黄氏有婚约，娶亲当日女家悔婚，黄家婢女主动“调包”被陶家娶回而不知。陶澍后来中进士，成为两江总督，这位婢女勇敢地捉住了自己的幸福，不仅告别剩女时代而且搏了个诰命出身。

好运气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奴婢过着“白发盈头，犹是双鬟婢子；青衣半世，然后只影空房”的孤独生活。清代潮阳陈家的家奴金祥在陈家中道衰落之时，非但没有离开，而且凭着自己的经营本领帮助陈家再致富，年过四十仍不婚，后劳累而死。金祥是孤身奴仆的经典榜样。

“自梳女”，原来“不落家”

古有汉水游女，在五代后周恭帝显德六年（959年）有女子社团“女人社”，但女性独身主义流行则是近世之事。广东的“自梳女”与“不落家女”就是中国女子独身主义的先锋。

约自明代中后期起，由于蚕丝业的兴起为女性提供了独立谋生的机会，遂有女性把头发像已婚妇一样自行盘起，为“自梳女”，以示终生不嫁，也称“马姐”、“姑婆”（这是一种贬称，宋代对非主流身份与职业的女性叫“三姑六婆”，“三姑”指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指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和稳婆），死后称“净女”。

在晚清至民国前期这种风气达到高潮。如番禺南村一年之中女子出嫁不过数人，至1909年，甚至无一人出嫁。1953年调查，番禺第四区大龙乡有2028名妇女，其中自梳女245人，占12%。

2012年12月25日，顺德成立均安冰玉堂“自梳女”博物馆。现在广州天河棠下仍有没有离世的自梳女，《羊城晚报》曾做过报道。

“不落家女”系指有婚约仍不赴夫家的女子。她们与“自梳女”一样是南粤的“历史特产”。

好意外，突然“剩”下了

即使没有贫穷，剩还是不剩，仍是一种天意，万般不由人。

“三十男有室，二十奴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战争这种意外因素往往产生剩男剩女无数。

另外一种意外是中国特色。古制《礼记·内则》：“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这个“有故”特指父母双亲故去，即使婚约在即也不得不推后三年，因为要丁忧三年为孝，丁忧期间结婚或行房事都被认为不孝，皇帝如果要在服阙期间让官员担任公职，那叫夺情。因此产生的意外剩男剩女可算是制度性剩男剩女。

假设某种极端情况，男女双方四位父母相继辞世，定了婚约的男女甚至可能一等十二年。

除此，民间也有不少男女已经订婚，但因对方之故突然被剩下的案例。元朝留下的部分文献讲了这样的事情，至元七年女伴姨，经媒说合与一男订婚约，但是女子二十四了，对方不来娶，女家一气之下告官。官家判男家结案状抵达到三十天必须娶，否则女家可以别嫁。这算是定妻不娶女为剩。

与之相反，也有女家反悔的。至元六年八月期间，李仲和受了财钱三十五两、红花等订情婚礼，将其女丑哥聘给了郭伯成儿子驴儿，两年后女家又受取石姓家财钱一十五两，召入舍为婿。就这样，郭驴儿被“剩”下了，官家判女方离异赴郭家当媳妇。

这种因为意外，突然剩下产生的民间故事，在明清小说中大量存在，也成为一些说书人极好的材料。

官府安排，靠得住吗？

除了那些独身主义者，大部分剩人还是希望早日成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如果遇上好的皇帝，好的制度，剩人们的婚姻问题或由组织来解决。譬如晋武帝时女子十七岁没有嫁，地方官必须充当媒人，给女子找到夫家。

唐太宗真是一个好皇帝，贞观二年下诏：希望州、县官人解决普通老百姓中没有婚嫁的剩人，如果男女自由恋爱，官人不得阻止；对二十岁以上男子，十五岁以上女子，妻丧达制之后的男人和孀居服纪已除的寡妇，鼓励他们结婚；对那些因为贫穷出不起礼聘金的，鼓励乡里的富人资助完婚。

他还将其列入公务员的年度考核：“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勤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阶殿失。”

如果细细梳理，“组织”这样急着让剩男剩女们告别单身并不是从人性出发，而是为了多一个人头，多一份人头税。

汉惠帝这道诏令的用意不是很明显吗？——“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人头税，到了年龄不嫁就要上缴五倍的人头税。以一当五，当然划算！

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对那些老无所依的“独”，王朝的体恤少得可怜。西汉是对剩男剩女们比较关心的一个朝代，但在陈谷烂在仓里的文景盛世时也没有也给他们发放抚恤金，倒是武帝时有过七次，有过底层生活经历的汉宣帝发放过十二次。孤寡老人们或一次得到帛二匹，或絮三斤，米四石。

延伸

西方贵族式光棍

和老婆生子，与男人谈情

文 | 于青

看过英剧《故园风雨后》、《莫里斯》与《同窗之爱》的人都知道，在19世纪那些聚集着贵族之子的英国公学与大学之中，互相欣赏并坠入爱河的事总是发生——在这个上层社会未来绅士的聚集之处。

英式公学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将这些10-18岁的孩子与家长隔绝，在不同年级之间制造等级，在学生宿舍中建立一个森严规范的自治系统，按照严格的“荣誉”规则将他们培养成人的同时，也让他们或者对女性一无所知，或者干脆歧视女性。

基督教严苛的婚姻制度，造就了历史上为数众多的著名单身汉。

除了男孩之间的互相欣赏与爱恋，在这三部均带有自传性质影视剧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基督教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绝对影响。在早期基督教伦理中，一对夫妇在生育了一两个孩子之后，就应该尽可能虔诚地跟性说拜拜，保持一种禁欲的圣洁式婚姻生活。而那些不能够完成生育的性行为，则全都应当被划为罪大恶极。

对于经历过基督教教义洗礼的西方绅士来说，早婚绝对是一个自己应该具备的品德——这样能够减少婚外情的数量。尽管基督教义依然认为“妇女是诱人的妖妇，是恶魔的帮凶”，妻子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障：结婚前，应征得男女双方的共同应允，任何一方都有权利拒绝家庭安排的配偶。

在禁止离婚的同时，教会去除了基于阶级或身份的障碍，任何人都有权利结婚。与此同时，教会还对独身进行了赞美，认为基督徒想要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拯救，就必须压制身体对于舒适的渴望，否定对于欢乐的追求——简言之，否定性欲。如此严苛的婚姻制度，造就了中世纪结束后为数众多的著名单身汉：哥白尼、达·芬奇、笛卡尔、帕斯卡、牛顿、伏尔泰、康德、贝多芬、安徒生，以及诺贝尔。

“毫无疑问，把男人之间的关系正当化的惟一理由是，它终属纯粹的精神恋爱。”

虽然在经历过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影响婚恋关系的关键因素，但在英国的上流社会中，出身良好的单身汉依旧像个幽灵般存在于婚姻之中、社会之外。

英国盛行的公学制度让这群出身贵族的男孩只懂得欣赏男人，并让他们有了成为光棍的风险。而这也几乎就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贵族男子习气”：“除了经济赡养外，丈夫对自己妻子的法定责任就限于一个月有几次性生活，以及不把另一个妇女带进家中。而男子在性爱上为男孩吸引，这不构成问题，但是他要自制，不要用身体表达他的爱”——苏格拉底除了在《会饮篇》中将此立场写得非常清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做了一辈子的单身汉。

罗宾·毛姆、昆廷·克里斯普、塞西尔·比顿、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都曾回忆过他们在公学之中所遇到的同性性行为——日后成为作家、诗人、演讲师与演员的昆廷·克里斯普，把《莫里斯》当做自传来写的e.m.福斯特，以及成为英国20世纪最伟大摄影师之一的塞西尔·比顿，都伴随着他们或者公开或者模糊的性向成为了“终身光棍”——可以恋爱，但是一生不婚。

从公学与大学毕业之后，这群绅士、同性恋、光棍扎堆组成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他们甚至在圈中又组成了一个名为“使徒”的秘密社团，其中聚集着大量学界明星与单身汉：伯特兰·罗素、德斯蒙德·麦卡锡、伦纳德·伍尔夫、e.m.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克莱夫·贝尔、h.o.梅瑞迪斯等。他们一方面将男性恋情定义为人们所能体验的爱情的最高形式，另一方面依旧将妇女从精神和肉体上划为较低等的一方。这大大惹怒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一位“已婚妇女”：弗吉尼亚·伍尔夫。

“已婚妇女”伍尔夫毫不避讳地在《到灯塔去》中将婚姻视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

作为不畏世俗的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毫不避讳地在《到灯塔去》中将婚姻视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

尽管她经常与那位被叶芝奉为“英国最英俊男人”的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在剑桥的池塘中共同沐浴、在没有女伴的陪同下与他外出宿营，也依然掩盖不了她在婚姻之中的性冷淡倾向——她的丈夫，同为剑桥毕业的雷纳德·伍尔夫曾经在小说《智慧的童贞女》之中谴责“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而这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过着婚姻光棍生活的同时，也基本没有掩盖过自己对于一些同性的欣赏与爱恋。

按照江西财经大学黄荃的说法，视婚姻为粪土的伍尔夫“一直在试图探索一条重塑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和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首先，要拒绝臣服，要克服自我贬抑和妄自菲薄的心理。其次，要建立女性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力量，一种独特的创造力。最后，要走出封闭的、狭小的个人世界。”而这种探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走向城市的工作岗位之后，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实践和回应。

如果说19世纪的绅士光棍，大多是蔑视和拒绝了女性，那么20世纪的绅士光棍，已经出现了萨特这样被女性拒绝的范例。

两次世界大战除了带给女性走出家门、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机会与权利，还带来了大量廉价且有效的男性与女性避孕用品。宗教权威的衰微，以及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这些技术和社会变化将女性从为寻找依托而结婚、为维持家庭而怀孕的命运之中解放出来。

按照理查德·a.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之中的数据分析，1920-1980年间，西方社会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以及离婚率、结婚年龄都乘直线上升状态，而与此相对的是，结婚率和两性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则均处直线下降状态。

从1920至1980年间，也是西方社会各式社会运动的高峰期。从摇摆女郎到街头匪帮，从民权运动到反战狂潮，从嬉皮士到性解放……社会阶层的被割裂让“绅士”一词不再成为上流社会的专业术语，制度藩篱与道德禁忌的被打破也让人们突破了原属的本来阶级，并有权力对生活做出更多选择。

这其中出产了一对较为著名的“单身拍档”：排斥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以及20世纪最为重要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之一西蒙·波伏娃。

不同于一般的男女关系，在萨特与波伏娃之间，萨特是曾经提出结婚意愿的一方，而波伏娃则明确的保卫了自己的光棍身份：“婚姻使两个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来说，在空洞中寻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为这种自由仅仅从存在于我的头脑与心灵。”——如果说19世纪的绅士光棍，大多是像e.m.福斯特一般蔑视和拒绝了女性，那么20世纪的绅士光棍，已经出现了如同萨特这样被女性拒绝的范例。

当然，波伏娃也只是看起来洒脱。在她与萨特的“非婚姻情侣关系”走到第十个年头时，这位承受住了学术界诸多诋毁的先锋女性，最终因嫉妒而终止了与萨特之间的恋爱关系。

然而，比波伏娃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苏格兰贵族蒂尔达·斯文顿，则彻底地摆脱了婚姻以及伴侣关系之中的两性差异——她同时拥有两位伴侣。

可能要出乎广大直男癌患者的意料，这位站在两位男人之中的蒂尔达·斯文顿，是一位身高180cm，不仔细看压根分辨不出男女的中性美人。她除了是一名演员，还是母亲、情人、制片人、行为艺术家和作家。

本文经新周刊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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