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资政院论辩：大清国灭亡前有这样一场大讨论

《走向共和》剧照

文 |陈新宇

摘自《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2015年1月（id：xinminshuo），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转载请联系出版社。

阅读文章前，有必要简单了解下什么是资政院。资政院是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成立于1910年9月，终止于1912年初。由民国临时参议院替代。院址在北京西城区象来街，民国时期改名为国会街，1949年后又改为象来街。资政院的建制在各省地方叫谘议局，谘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

资政院的议员定额200名，钦选、民选各占一半，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钦选议员则由朝廷协商产生。因当时新疆谘议局未成立，缺少两名民选议员，钦选议员也相应减少两名，所以资政院实际议员为196名。按照章程，资政院每年开“常年会”一次，开会时除了涉及外交与军事秘密的事务外，市民与报馆均可旁听。

辛亥年清室逊位，资政院也随之解散。它匆匆谢幕，却给后人留下了厚厚一堆会议原始记录——这应感谢资政院设立了专门的速记科。今天翻看这些会议速记录，就如拉开一段尘封的历史长卷，一百年前的先贤们坐在议席上唇枪舌剑的生动画面立即浮现于眼前，他们发言，辩论，抗议，争吵，大哗，乃至显得“嘈嘈切切”，但这才是活的、有生气的议会，而不是静寂的一潭死水。

作为历史人物，章宗祥以五四运动“卖国贼”之形象常驻于人们记忆之中，但其作为法律人之一面，似乎鲜为人知。清末，这位“熟悉的陌生人”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无论是担任京师大学堂刑法教习，还是任职修订法律馆、内城巡警总厅、宪政编查馆等部门，所从事之工作皆与法律关系密切。清季引发激烈“礼法论争”的《大清新刑律》，章氏躬逢其盛，法案起草、议场论辩、密室谋划，皆可见其身影，可谓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鉴于章宗祥的特殊地位，他的回忆性文章《新刑律颁布之经过》，自然成为了解该段法典编纂史的重要资料，其中，又以资政院议决这一部分最吸引眼球。原因有二，一是程序层面，一是论争层面。

1910年9月，资政院召集议员，正式成立

从程序上讲，资政院议决是法典制定的新程序。清季法律改革，法典制定程序伴随制度变迁，前后有过变化：前期是修订法律馆负责编纂后，经宪政编查馆分咨内外各衙门签注，再咨覆宪政编查馆，汇择核定，请旨颁行；后期在资政院成立及其制度完善后，不再分送各部、省讨论，而是送资政院议决，再移送到宪政编查馆复加核定，由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具奏请旨裁夺。军机大臣对资政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声叙原委事由咨送资政院覆议。当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则分别具奏，由皇帝裁决。

新刑律在编纂过程中，恰逢资政院于宣统二年九月成立，所以它既经历了中央和地方的签注，还需要经历作为将来上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之议决，虽然它最终颁布仍需上谕钦定，但在立宪背景之下，资政院此关无疑是有别旧制的民主亮点。

从论争上讲，资政院的论辩是新旧两派最后的决战。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沈家本等人上奏新刑律第一案引发“礼法论争”开始，新旧两派在经历长时间的拉锯对峙后，终于迎来宣统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1910—1911年）在资政院的集中论辩，一决胜负，期间唇枪舌剑、风云变幻，值得特别关注。

1910年10月4日下午一点三十分，资政院预备国会第一次议会开场。

对资政院议决这一特殊阶段，章宗祥在回忆中予以浓墨重彩，其大意为：在资政院中，劳乃宣等旧派知道议员中新派占据多数，辩论不能取胜，所以用消极抵制之法，每遇此案列入议程，辄动议先议他案，一般议员因为新刑律烦重，非顷刻所能议决，往往赞成。在资政院会期届满之时，新刑律甚至还未付议。经其与沈家本努力，说服资政院总裁溥伦将会期展期十日，力图专议新刑律。但反对议员仍然利用政治上之问题，提紧急动议，予以阻延，使得时限将至，新刑律仍未讨论。面对危局，在资政院会期的最后一日，章宗祥以政府委员身份发言，在他鼓动之下，新刑律终于付诸议决。从下午两点开议，至晚上七点议完总则。晚九点续议，新派依之前的密议，令人严封议场，防止旧派离场以免人数不足，同时合纵连横，争取蒙古、西藏等处代表，终于在晚上十一点之时，通过分则，完成新刑律的全部。

章氏这段描述可谓绘声绘色，议决过程之钩心斗角、暗流汹涌，跃然纸上，极富戏剧性，但好听的“故事”未必就全是史实，当代读者请勿将其当作研究“猛料”，信以为真。一部四百多条的重要法典在短短一天之内、区区七小时之中便全部议完，不管其过程如何省略程序，也不免让人有几近儿戏之感。实际上，只要对照当年“实录”性质的《资政院会议速记录》，便可证其虚。而其传递出来符合一般想象“事实”之重要信息——“旧派阻挠新刑律的议决”，则需要下一番功夫考证辨伪，在澄清事实基础上的意义解读，亦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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