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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个倭寇就能横行明朝腹地深至守军10万的南京,你可知为什么

公元1555年,正是倭寇之患威胁着东南沿海之际,滨海各省饱受倭寇的蹂躏。而就在这时,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军事奇迹出现了:一股50人的倭寇,登陆后进入明朝腹地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在当时守军10万的陪都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后,毫发无损地退回到武进。

虽然这股倭寇后来逃避不了被歼灭的命运,但他们一路走过竟杀伤了高达四千的民众。这一年,戚继光刚刚调赴浙江。虽然往后的倭患逐渐被平息,但造成明朝在抗倭战争开始以前的这种奇怪的社会、军事奇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鉴于唐朝藩镇的危害,明朝自洪武开始,便和宋朝一样具有一种重文轻武的趋向。自明朝建立之初到1555年倭患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种重文轻武的大势已经发展了快200年。这段时间,文官地位不断上升,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最高点。而这种趋势造成的武将地位的下降,却反之可以说达到了最低点。

文官与武官的水火不容,其实可以追溯到二者的施政原则上。

对于文官来说,他们一直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事情发展到了必须要使用武力来解决,便是他们在施政上的失败。因此在文官集团中,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而这种文官们所忌惮的力量,就是指武将手中所握有的军事力量。

而对于武将来说,他们的原则却在于实效而不避极端。这取决于他们在战场上培养出的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在冲锋陷阵中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而在退守防御时需要考虑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若不可守就要果断放弃;而在战斗胜利时,便要一心扩大战果,而不因考虑其它问题而犹豫。他们在职业上所培养出的气质,和文官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此处为何要说是格格不入呢?这是因为对于文官来说,在战场上,武将的当机立断和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而若是武将按兵不动、等待有利战机,却是畏敌不前、玩敌养寇。文官在读书中形成的对于孔孟之道的理解,使得他们在观念上产生了对武将的轻视,由此产生了这些无理的指责。而这种观念的产生,却也离不开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

文武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本身对文的偏向,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便是军人能力的低下。

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在这种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当权者认为一个将领更应该具备的素质不是清晰的头脑,而是勇敢粗豪的战斗豪情。这便使得帝国对武人的选拔上对那些军事才子大为排挤。最简单的例子无非有两个:

一是戚继光受命到东南平定倭患时,他虽然具有非常人的眼光,并且在沙场上屡建奇功,但却时不时遭到朝中文人的弹劾陷害;而在辽东战役中战死的杜松却与之相反,他因为粗蛮的性格和与大将应有镇定从容截然不同的风范,被努尔哈赤戏称为“杜疯子”。这两人同为一朝之将,但帝国竟然却都曾委之以重任,可见朝廷在武将的任命上并不设多大的门槛,甚至有悖于常理。

武官的选拔确实让人奇怪,但其实在只要追溯到武人的成长之路,便不难解释了。帝国对军官的任命多数是子承父业的形式,但对于高级军官的子孙往往采取降级任用的方式。虽然明朝中期开始推行武举,但外表可以招揽人才的考试其实只是重在考核刀枪弓马的娴熟度。文官主持的考试虽然也包含于其中,但其所考内容却与军事科学大相庭径。

在地方上,各地的武学也不授以军事之应备知识,儒学经典反而成为主修课程。而教学的进度,竟也“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

朝廷与地方对于军才的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杜疯子”之类的一勇之夫也就不足为怪了。也难怪明朝的这种大环境,出现戚继光这种运筹帷幄的名将确实少数。

武将的低能以及文人对武力的轻视,同时也造成了军队装备上的落后与武备的松弛,这导致了帝国在军事能力上不断走下坡路。而这,也正是50个倭寇能够深入明朝腹地,在守军10万的南京城前毫发无损地兜了一圈并“拍拍屁股回家”的原因所在。

@夏连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