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个倭寇就能横行明朝腹地深至守军10万的南京，你可知为什么

公元1555年，正是倭寇之患威胁着东南沿海之际，滨海各省饱受倭寇的蹂躏。而就在这时，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军事奇迹出现了：一股50人的倭寇，登陆后进入明朝腹地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在当时守军10万的陪都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后，毫发无损地退回到武进。

虽然这股倭寇后来逃避不了被歼灭的命运，但他们一路走过竟杀伤了高达四千的民众。这一年，戚继光刚刚调赴浙江。虽然往后的倭患逐渐被平息，但造成明朝在抗倭战争开始以前的这种奇怪的社会、军事奇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鉴于唐朝藩镇的危害，明朝自洪武开始，便和宋朝一样具有一种重文轻武的趋向。自明朝建立之初到1555年倭患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种重文轻武的大势已经发展了快200年。这段时间，文官地位不断上升，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最高点。而这种趋势造成的武将地位的下降，却反之可以说达到了最低点。

文官与武官的水火不容，其实可以追溯到二者的施政原则上。

对于文官来说，他们一直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事情发展到了必须要使用武力来解决，便是他们在施政上的失败。因此在文官集团中，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而这种文官们所忌惮的力量，就是指武将手中所握有的军事力量。

而对于武将来说，他们的原则却在于实效而不避极端。这取决于他们在战场上培养出的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在冲锋陷阵中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而在退守防御时需要考虑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若不可守就要果断放弃；而在战斗胜利时，便要一心扩大战果，而不因考虑其它问题而犹豫。他们在职业上所培养出的气质，和文官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此处为何要说是格格不入呢？这是因为对于文官来说，在战场上，武将的当机立断和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而若是武将按兵不动、等待有利战机，却是畏敌不前、玩敌养寇。文官在读书中形成的对于孔孟之道的理解，使得他们在观念上产生了对武将的轻视，由此产生了这些无理的指责。而这种观念的产生，却也离不开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

文武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本身对文的偏向，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便是军人能力的低下。

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在这种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当权者认为一个将领更应该具备的素质不是清晰的头脑，而是勇敢粗豪的战斗豪情。这便使得帝国对武人的选拔上对那些军事才子大为排挤。最简单的例子无非有两个：

一是戚继光受命到东南平定倭患时，他虽然具有非常人的眼光，并且在沙场上屡建奇功，但却时不时遭到朝中文人的弹劾陷害；而在辽东战役中战死的杜松却与之相反，他因为粗蛮的性格和与大将应有镇定从容截然不同的风范，被努尔哈赤戏称为“杜疯子”。这两人同为一朝之将，但帝国竟然却都曾委之以重任，可见朝廷在武将的任命上并不设多大的门槛，甚至有悖于常理。

武官的选拔确实让人奇怪，但其实在只要追溯到武人的成长之路，便不难解释了。帝国对军官的任命多数是子承父业的形式，但对于高级军官的子孙往往采取降级任用的方式。虽然明朝中期开始推行武举，但外表可以招揽人才的考试其实只是重在考核刀枪弓马的娴熟度。文官主持的考试虽然也包含于其中，但其所考内容却与军事科学大相庭径。

在地方上，各地的武学也不授以军事之应备知识，儒学经典反而成为主修课程。而教学的进度，竟也“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

朝廷与地方对于军才的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杜疯子”之类的一勇之夫也就不足为怪了。也难怪明朝的这种大环境，出现戚继光这种运筹帷幄的名将确实少数。

武将的低能以及文人对武力的轻视，同时也造成了军队装备上的落后与武备的松弛，这导致了帝国在军事能力上不断走下坡路。而这，也正是50个倭寇能够深入明朝腹地，在守军10万的南京城前毫发无损地兜了一圈并“拍拍屁股回家”的原因所在。

@夏连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