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唐朝名人告诉你，古代科举到底是个什么鬼
文/月望东山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察举制度全面崩溃，已经名存实亡。“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对当时失败的所谓察举制度的深刻揭示。
三国时期，曹操认为与其用察举制选出一堆无能窝囊废，不如废除。于是，他打破常规，力倡唯才是举，不管你道德有什么污点，只要你是人才，都可以被国家重用。
中正，就是设立中正官，专门对管辖区域内的人才进行考察，考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家世和才德。
中正官通过品评后，将这些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等。然后上报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按中正评的等级安排到各级政府中任官。
很明显，这个九品中正制带有汉朝察举制度的影子，但是却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超越。
在魏朝前期，政治稳定，中正官选官也相当规矩，尽管他们将家世纳入考察标准，但是对被品评的人，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才德兼备。
然而，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却走向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
首先，中正官被当时的门阀士族垄断。其次，选官标准两者前后颠倒。那些门阀士族垄断这个政治资源，将家世做为一个重要标准，而才德标准却沦为可有可无之地。
整个魏晋南北朝，整个北方大地都是用九品中正制选官，结果形成了一个异常的社会结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那些出身于寒门子弟，无论多么有才，多么努力，都无法挤进上品；而那些势族，不用努力，一生出来，就能封官加爵。
所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最苦闷最绝望的时代。因为世道不公，又因为当时社会混乱，所以读书人为苟且命活，放荡无羁，呼啸山林以避世。
隋朝新立，杨坚敏锐认识到，过去数百年之间，天下纷乱，主要是政府公权都被集中在门阀势族手里。只有想方设法把公权从他们手里夺回，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这才是长久之计。
而要打压势族，就必须废除九正中正制，大力提拔寒士对他们进行制衡。
开皇十八年（公元589年），七月，杨坚下诏，以分科举人制代替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
于是，科举制度横空出世。
唐朝李氏政权新立，出身豪族的李渊认为，这个天下是他们一群势族打下的。为了报答势族，他恢复了九品中正制。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如果放任九品中正制发展下去，李氏的政权，恐怕又要沦为天下势族的傀儡政府了。
于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李渊又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隋朝建立的分科举人制度。从此，古代科举制，才慢慢走向光明大道。
唐朝的科举制，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常科，一种是制科。常科是长年贯彻执行的，制科是偶尔为之临时选官制度。
所以，唐朝读书人想做官，还得走常科路线。
常科的主要科目，分为两种。一种是明经，一种是进士。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科的考试内容分别有哪些。
明经初试是，贴一大经《礼记》或者《左传》及《孝经》《论语》等，每经贴十条，能通过五条以上者入选；二试是，口问大义十条，能通六条以上者入选；三次是，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予以及第。
进士初次是，贴一大经及《尔雅》，每经贴十条，能通过四条以上者入选；二试是，试文，诗，赋各一篇；三试是，试时务策五道。
所谓贴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默写。根据以上比较，很明显明经是最容易的，且明经录取的人数常是进士数倍。所以明经及第却又是不被唐朝人重视的，在唐朝人的心目里，要想一夜之间成为千万人之偶像，就必须走进士之路。
进士是隋炀帝杨广设立的，之前只有贴经，武则天时代则加考文章，唐玄宗时，又加考诗，赋。于是，就成了以上的模样。
可是，当时进士的录取名额很少，及第极为困难。所以，唐朝流传这么一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如果你三十才通过明经及第，那都老了；可是你五十岁考中进士，你还年轻得很，不要灰心。
其实，这个难，并不是考试的内容有多么难，而是当时的这个科举制度还不完善，给那些渴望挤进权贵之门的读书人，设置了很多道难以逾越的门坎。
首先，唐朝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哪本卷是谁的，都是公开的。既然不糊名，考官在改卷及录取时，就容易做假。
其次，当时的录取，主要还不是看科考成绩，而是看这个考生的家世及社会声名。如果有后台，关系硬，考中的概率那肯定是超高的了。
所以，当时的考生为进士之梦，除了寒窗苦读，还得在考试之前，还要拿着许多文章到处托人找关系。
这种拿文章四处找人的风气，唐朝人称为“行卷”，又叫“投卷。”
当时，“投卷”最成功最传奇的案例，恐怕就是王维了。
王维才世出众，不到二十，诗文之名遍传天下。他除了诗文不错，还精通音乐，琵琶弹得超级出彩。他在考试之前，就游历于权贵之门，被岐王所重。然而，他去参加进士考试时，却碰上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张九龄，他有一个弟弟叫张九皋。张九皋人才盖世，声名极广，且早早就派人托关系，找到公主那里，让公主告诉那些京城主考官，必须以第一名录取。
王维听说了这个事以后，心里当然不服，于是告诉了岐王。岐王听后，这样对王维说道：“我是没有能量跟公主争的，但是我可以替你谋划谋划，你回去准备好十篇诗文，谱一曲琵琶新曲，五天后再来我这。”
五天后，王维来到岐王大宅。岐王则拿出锦绣衣服让王维穿上，带着琵琶乐队前往公主宅处。
公主招待岐王，岐王就派出乐队演奏助光，故意让王维站在前排。当时的王维呀，又风华正茂，皮肤超白，风姿极佳。
公主看得都呆了，问岐王：“这个人是谁呀？”
岐王告诉公主：“这个人是个善长音乐的人。”
岐王让王维当场独自弹奏了一曲琵琶，琵琶哀怨悲伤，令公主无不动容，极为欣赏。
岐王又告诉公主：“他不止懂音乐，他的词学，天下无人能比。”
公主极为惊奇，问王维：“你写什么文章呀？”
王维当即从怀里掏出文章，交给公主。公主看完，更是惊讶：“这文章我一直都在读呢，我还以为是古人之文章，没想到是你写的。”
于是，公主当场让王维更衣，坐到贵客座上喝酒。
王维还有一口出色口才，语言诙谐，在喝酒得逗得公主极为高兴。岐王见机，趁机说道：“如果让王维以京城第一名录取，他将来肯定成为国家的精华。”
公主反问：“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参加科举应试？”
岐王说道：“王维心气极高，如果不是被第一名录取，宁愿不去考试。便是听说，张九皋已托人找您要第一名了。”
公主对王维笑道：“我也是受他人之托，不过只要你参加考试，我一定会替你出力的。”
宴会，公主便派人去京城主考官那里传达她的意思。不久，王维以第一名一举登科。
王维的故事已经赤裸裸地告诉我们，唐朝科举考试，很多都是考“关系”。只要关系够硬，没有考不上的进士。
当然，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关系学里，谁也不知道谁的关系最好，后台最硬。下面这个故事，却告诉我们，托人找关系，还不一定就能考上进士。
说的是白居易的故事。
白居易的才华我们是知道的，那《琶琵行》和《长恨歌》千古流传，在唐朝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里，声名仅次于杜甫。
白居易十五六岁时，就来到长安了。他拿着诗篇到处找人，找来找去，找到了著名诗人顾况这里。当时顾况年纪已是六旬，面对白居易时，心里不免傲气，对白居易这样说道：“小年轻，长安的米价很贵 ，你要想在这居下来，是不太易的。”
很明显，他这是给白居易下马威。
然而，这个老诗人当读到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诗句时，不禁被白居易的才华折服，态度当即好转，答应白居易，愿意为他造势，引起主考官对他的注意。
后来，顾况也去替白居易奔忙了，然而这个老诗人官职太小，主考官都没把他看心里。于是，白居易的进士之名就泡汤了。
直到十几年后，白居易二十九岁，再次闯荡长安，参加科举应试。这次终于圆梦，考中进士。
在这些托人找关系的案例中，数不胜数。晚唐诗人杜牧，生于权贵之家，才华出众，但同样不能免俗，找人托关系，最后以第五名考中进士，时年二十六岁。
可有人估计要问了，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门路。如果不懂人，托不到关系，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让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来回答吧。
陈子昂初入长安时，举目无亲，不被时人认可，心里极为苦闷。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卖胡琴的人，一张琴要价百万钱，引无数权贵围观。陈子昂脑袋洞开，灵机一动，当即站出来说：“我愿意如价买下这张琴。”
众人莫名其妙。陈子昂却告诉大家：“我擅长弹奏这种乐器，想听的话，明天到宣扬里来吃酒听琴。”
第二天，宣扬里一片沸腾。陈子昂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举起胡琴站起对众人说道：“我是蜀人陈子昂，著有诗文百卷，驰走长安，四处求人，却无一赏识。胡琴这种低贱的东西，怎么能配得上我的身份呢？”
于是当场把胡琴砸碎在地，从怀里掏出一叠文章分发给宾客。一时之间，众宾为陈子昂的文章所服，一日之间，陈子昂声名传遍京城。
终于，陈子昂在二十四岁之年，考中了进士。
这是一个多么成功的案例。
陈子昂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唐朝，如果不懂人，那必须要有钱，有钱就能大胆炒作，借机扬名。一旦出名了，考中进士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但是，这种“行卷”风尚，却害苦了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杜甫穷尽一生，屡考屡败，从二十四岁考到四十四岁，不得以，赋文吹捧唐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小官，一生郁闷不得志。
这个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到了宋朝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宋朝科举考试实行封卷制度，才彻底终结了“行卷”之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读书人最幸福的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