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南征”还是要“北伐”，中国历史上的“四方”是如何较量的？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环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腻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受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影响，温暖潮湿，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土质肥沃，人口稠密。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而西风气流则非常强盛，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风沙弥漫。

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会无缘无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地理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地理气候不同，主要的粮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小麦为主，水稻与小麦的种植区，大致以长江为分隔线。粮食构成的差异，一个吃米，一个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风各异的原因之一。

海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在近两三千年内，经历过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两个伟大的文明时代。黄河文化从西周走到秦、汉，趋于饱和，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时代，长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晚期，达至顶峰，然后又趋于饱和，经蒙元的摧残，渐走下坡路，文化与经济的重心，继续南移。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便是看到中国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滨，前面是茫茫大海，再无处可移了，唯有与南宋偕亡。

北方从来不认为南方有资格承载中国的正统文化。站在黄河文化时代的中原角度去看，愈往南行，则离文明愈远，五岭以南是全中国最边远的蛮瘴地区，那里只有“短发纹身、口吐鸟语”的野蛮人。

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则恰恰相反，愈往南行，离世界愈近，翻过了五岭，拥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线的广东，是中国与世界相接的最前沿。到明、清时，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兴起，中国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第三个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珠江流域）

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这种泾渭分明的地理结构和文化迁移路线，对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洋从来是南方人托命之所，所以他们对海洋有着本能的依赖，而对长江以北，则抱有天然的警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讨岭南，这五十万大军，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赘、三代之内有商人户籍的贱民组成。他们在平定岭南之后，马上掉转枪头，烧绝栈道，自立为国，与北方为敌。

尽管汉武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但朝廷依然把岭南作为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长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从长江以北打过来的，无论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还是汉武帝的金戈铁马、抑或蒙元铁蹄、满清八旗，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家园，留下的都是惨痛的战乱记忆。

历史学家在谈论岭南人的家世时，常说他们都是中原迁徙而来的，似乎以此证明南蛮子其实与“河南世泽，渭水家声”是一脉相通的，出自同一个文化体。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这些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几乎没有谁是自愿的，不是被朝廷贬谪、发配，就是因战乱而逃出家园，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阴郁的、悲凉的、怨忿的。

纵观历史，每当北方进入周期性天下大乱之际，如两晋五胡十六国、安史之乱、残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

（东晋南迁移民分布图）

这些人既有对北方宫庙城社的缅怀，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惨记忆。岭南人重视“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虽然不无对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但亦有对宗族血脉在南方得以传承与兴旺的期望，背后隐隐透出一种“你要我死，我偏不死”的倔强心理动机。

在南方的民间传说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残害、追杀、驱逐，流落到南方的记录，对南迁的记忆，绝不是愉快的。南方许多地方都有捡骨再葬的风俗，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等肉身腐化以后，再开棺捡出骸骨洗净，入埕安葬。改葬之俗，岭南地区甚盛。有些地方，还会葬完再葬，屡经起迁，遗骸残蚀，仅余数片，仍转徙不已。这种习俗，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负先人遗骸，辗转万里南下的经历。

北方对他们来说，又爱又恨，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纠缠着十分复杂的感情。试想，这么多心怀怨望的人，背着祖先遗骸，汇聚到南方，通过宗牒族谱与口耳相传，对北方的“选择性记忆”自然根深蒂固，成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会有“河南世泽”的血统，但更愿意强调自己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充满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军在北方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南方，却遇到最顽强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灭于广东，这不是偶然的，南方人不肯做顺民，不肯向外族屈服的性格，往往成为文化命脉存亡绝续的最后防线。

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南方人有一种不肯认命的性格，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他们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也在南方传播和滋长开来，一旦从海洋吸取到外来的养分，马上会膨胀发酵起来，直接挑战北方正统。这种情形，已被太平天国、同盟会革命、国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发动的政治运动所一再印证。

（在广州点燃了近代民主革命之火）

然而，当我们在审视南北文化的时候，不可忘了，中国幅员辽阔，除南北之外，还有东西文化的区别。东部文化以江苏、浙江为代表，西部文化以陕西、甘肃为代表。东部带有鲜明的长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则更多是黄河文化的特征。

上海是一个值得好好发掘、认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广东一样背靠海洋，但夹在南北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血脉里，混合着南北与海洋的各种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强、独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气。它灵活、圆通、善变，无论是北洋当政，还是国民党当政，都能够左右逢源，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典型标本。

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个要“武力统一南方”，一个要“饮马长江，扫荡黄河”。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北大决战中，东部地区时而支持南方，时而支持北方，最终倒向南方，成就了国民革命的北伐胜利。

正当东部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东北，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淞沪抗战，国民政府迁往洛阳，西安事变，有如急风骤雨，令中国整个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间完全改观了。

东部这颗明星一夜陨落，而西部则像太阳从黄土高原的背后升起，河汉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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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叶曙明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2014年10月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