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今日去世,来看看他的民族秘史《白鹿原》为什么评价如此高
文/王逸风
很多人说当代作家的作品底蕴不足,难以成为经典。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我反复阅读《白鹿原》之后,这一偏见从此远去。
《白鹿原》的卷首,赫然写着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类似的摘引,在很多文学作品的卷首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这种题词不过是故作高深的噱头。看了内容,不免失望。幸运的是,《白鹿原》没有让我产生这种失望。
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在那个叫做“白鹿原”的地方轰轰烈烈地上演。众多的人物,众多的命运,众多的转折,众多的悲喜,生、老、病、死不断上演,国恨家仇难以尽言。传统在剧烈的变动中逐渐成为历史,新生却未如预计的如期而来。在无奈与感喟之间,在挣扎和争斗之中,曾经的淳朴逐渐远去,人性的美丑由此尽现。有人坚守,有人放弃,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始终如一。世事多变,人性复杂。曾经的年轻小伙已成耄耋老人,当年的孩童成长为“白鹿原”上新一代的风云人物。不觉数十年过去,朝代早已更迭,党争却犹未息。“白鹿原”虽只是中国一个小地方,上演的故事却反映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历史、人性、文化、民俗……诸多元素的交织,共同汇成一部声势浩荡的恢宏交响乐,使《白鹿原》成为一部“复调”小说,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解读空间,由此也使其无愧于“民族秘史”的称号。
有人说,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时,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念。因此,导致小说中处处透露着矛盾。不少人物,让读者读了又爱又恨,不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不少论者于是罗列《白鹿原》存在的缺陷,竟然也有长长的一大串。
认真读了作品的人,当能够发现,这种“缺陷”确实存在。我们时时为白嘉轩的正气感动,又时时为其“顽固”而生恨;我们敬佩朱先生的浩然正气,又为其在兵荒马乱年代的无能为力而叹息;土匪黑娃杀人越货,可谓礼仪文化的“逆子”,可是,这样的人在作者笔下却显得那么可亲,后来的黑娃“学为好人”,从朱先生读书,被朱先生许为平生“最得意的弟子”;同样是黑娃,摒除一切恶习之后,却被冠以曾经残害群众、围剿红军、杀害共产党员的罪名遭枪决,那与他共过无数次患难的兄弟——共产党员鹿兆鹏此时却未适时出现。
通读《白鹿原》,时时可看出类似的“矛盾”存在。但,这真是模棱两可,不知选择的矛盾吗?我以为未必如此。
大凡深刻的作品,总是能写出人性的丰富,历史的丰富,文化的丰富。这一点,《白鹿原》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诸多的丰富性,体现在《白鹿原》中,正是作者这种类似“矛盾”的模糊叙述。
我们看时下的商业片,往往看过即忘。即或当时为其中英勇无比、无所不能的英雄闹得热血沸腾,过后却是一片空虚。因为,当下的许多商业片,只迎合了观众某一方面的需求,将主角塑造得高大挺拔、帅气十足、文武双全。然而,虚幻终究是虚幻,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显然不尽如此。
《白鹿原》显然不是这样,它里面的人物大多可说是“圆型”人物,性格丰富,经历复杂,可供读者从多方面加以解读。正是这种多方面的可解读性造就了《白鹿原》丰富的内涵。追根究底,这一切却渊源于作家陈忠实的文化价值观的“矛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此走下神坛。西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作为可足效法的学习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民主、科学取代了四书五经,“三民”、“共产”取代了忠孝节义。帝王,作为一个神圣的标志,从此成为历史;孔子,这个儒家文化的伟大圣人,也背上了“吃人”的骂名。皇帝被赶下台了,科举废除了,民国建立了,新式学堂成立了……变化不可谓不大,可是,我们血液中流着的祖先的遗传,真的就这样一刀割断了么?那被称为“封建糟粕”的传统文化,真的就毫无可取之处么?“现代”难道真就那么美好?科技果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专制是否真的随着皇帝的远去而远去?那些革命先烈真的能够万古流芳?……
无数的问题,无数的解答。可是,答案不会圆满,这些问题也只能像屈原的《天问》一样,成为永远的设问,引人思考,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
高明的教育当能够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只是单调的业务素质;高明的文学作品也当能引起人的几分怀疑,几分思索,几分冥想。至于有没有标准答案,那倒是次要的了。一个不愿思考的人,注定平庸。一个不愿思考的民族,注定不会伟大。
伟大的作品绝对要能“引人思考”,《白鹿原》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史诗”,除了其时间跨度之大,反映生活、历史画面之广外,文化取向上的矛盾性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矛盾性”在有些论者眼中称为小说的缺陷,在我觉得则不然。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事情内,文学受制于政治,作家只能按照既定的政治方针去弘扬什么或批判什么,从而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虽然改革开放后,这种管制已经日渐放松,但依然无形存在,为作家的创作设下一个个禁区。于是,不少作家在作品中明确地歌颂,明确地批判,然而,越是明确,作品越显得浅薄。当然,还有不少作家不问政治,只关风月,写出的作品也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悲欢离合罢了,深刻即算不上,伟大更不用谈。
《白鹿原》显然不是如此。从作家对朱先生、白嘉轩、鹿兆鹏、黑娃等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叙述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以朱先生为例,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几乎可说是一个圣人,一个完人。他未卜先知,淡然世事。在国共内战的纷乱世事中,他与几位老先生潜心编撰县志,不计得失。可是,当日寇进围关中时,他怒发冲冠,主动请缨。然而,一腔热血却无处施展,最终他也没能上前线。因为,国共合作此时又起纷争,蒋家正规军又忙着围剿共军了。曾经让朱先生自豪的鹿兆海,实际却非死于抗日战场,而是死于围剿共军的战争中。大敌当前,国将亡矣,两党兀自不能团结。朱先生伤心之下,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时代已变,世道已变。白孝文、鹿兆鹏都是朱先生的弟子,在他看来,却“都不是君子”。倒是迷途知返的土匪鹿黑娃,被他许为“最得意的弟子”。黑娃潜心读书,不断请教,朱先生这时却劝他不要再读了,读多了反而累。从陈忠实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朱先生倾注的敬佩与仰慕。然而,朱先生死后,白嘉轩再三慨叹:“世上再不会有这么好的先生了。”朱先生是一个理想,他死了,儒家传统的“仁义”也便随之而去,剩下的只是鹿子霖那样的无耻之徒。
朱先生的死,宛如一个高僧的坐化,被陈忠实写得无比神奇。那是一个圣人的远去,天地为之惊动,铺天大雪是老天在为朱先生送行。雪过初晴,白鹿原上一片耀眼的白,朱先生的精魂宛如那传说中的白鹿,消失在雪原中,留给人们无限的感喟和想望。
然而,无论陈忠实把朱先生写得多么神奇,多么高尚,这个人物总显得有几分虚幻。正如白嘉轩感叹的那样:“世上再不会有这么好的先生了。”
朱先生代表了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已经永远逝去。“传统”终将远去,“现代”已经来临。过去的东西的确有很多地方可以批判,但并不代表“传统”就意味着“落后”、“愚昧”。在充满矛盾的叙述中,陈忠实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也是无数近现代中国人在面对社会的变革时曾经体验过的。而且,这种矛盾如今依然存在。对此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边城》、《长河》中就已做过探索。时隔数十年,这个问题依然困惑着中国人。然而,在大多数作品沦为商业化的模式写作和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后,陈忠实的这种“困惑”与“矛盾”已经相当难得。
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对中国知识界无异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知识分子对政治与现实要么唱颂歌,要么避而远之,这使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长时期内乏善可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使思想、文化界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但九十年代的商业化浪潮随之袭来,“新启蒙”运动昙花一现便被边缘化。
世界在变动,现代化逐渐来临。可是,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不因现代化的到来而得到解决。这时候,不但是知识界,连中央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国的经济已经崛起,但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独特的中华文化,依然是一个问题。而且,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新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去向传统中寻找智慧。这时候,重新去思考“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白鹿原》问世,已近二十年。但它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未曾过时。而且,它所描绘的中国近百年的风云变幻,至今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白鹿原》至今仍被众多研究者不断探讨,也被无数的读者反复阅读,并争论不休。不管如何,说到它时,无论是褒或贬,无论是论者或读者,在当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中,都无法绕过它。也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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