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看雍正父子如何把文字狱罪名“玩儿”的花样百出

文/山鬼（明清史研究原创团队作者）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句话一直是被外儒内法的历代皇帝奉为圭臬的金句，因此借着这句话和皇帝的威势，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中国的封建历史就一直与“文字狱”相伴而存。而这种对读书人的迫害以及对民间不同政见的打击也在清朝雍正、乾隆两父子的手中达到巅峰并且惩治名目也是花样百出。但是，文字狱真的只是因为文字的选用不当才兴起的吗？

（雍正弘历汉服行乐图 右为雍正 左为乾隆）

“雍正四年九月，查嗣庭以谤讪下罪”。查嗣庭当时任礼部侍郎，并且是当年江西省乡试的正考官，可为什么仅仅就因为诽谤就草率下狱了呢？因为当年查嗣庭给考生们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在被雍正皇帝知晓后以“心怀怨望”为理由革职查办，原因竟然是因为维民所止中的维和止字，是雍正两个字被砍掉字头变成的，是对皇帝的诅咒和不敬，而且查嗣庭还曾经写过一本书《维止录》，更是“欺君罔上”，所以引来抄家灭门的祸事。

（查嗣庭）

而因为查嗣庭是浙江人士，雍正皇帝对浙江士子很是愤恨，不但在当年十月下令：“设浙江观风整俗使”用来监视江浙学子，并且在雍正四年还下令，停止浙江士子的乡试和会试。这样一来无疑是断绝了读书人的上进门路，因此经过两年的平静，以李卫为首的大臣向皇帝求情，以浙江学子已经悔过为理由，才在雍正六年重新举办科考。而且雍正甚至不容许大臣们自己有避讳的字，因此还动怒道“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皇帝的霸道与权势显露无疑。并且在雍正年间被文字狱所牵连的人，动辄将其妻女发配宁古塔为奴、发给打猎捕鹰人为奴，甚至还开棺戮尸，株连亲族。

如果因为是这样，那天下读书人多张个心眼儿，不写书或者不议论朝政不就万事大吉了？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在雍正七年，四爷就又用广西人陆生楠给天下人做了一个典范。陆生楠本来是一个执拗的工部官员，后来因为莫须有的“结党营私”罪名，就将他发配到新疆的阿勒泰地区的军中效力。塞外苦寒，陆生楠于是在闲暇时写了《通鉴论》十七篇，阐发他对前朝历史的一些议论。但很快他就又被驻阿尔泰的将军锡保弹劾，说他在书中“抗愤不平，诽议时政”因此在雍正皇帝看过《通鉴论》之后。立即下令：陆生楠就地正法！在当年年底，旨意到达新疆，陆生楠在军中被处死。

（西方人拍摄的清朝末年受刑者）

不但不能写书，甚至是对历史进行评论都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为皇帝本人修改甚至代写，总不会有事吧？乾隆四十三年，皇帝下令将曾经加封太子太师已经去世九年的大名士沈德潜被剥夺生前一切荣誉，用“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给百姓的思想又上了一道枷锁。

沈德潜曾经是乾隆皇帝最宠爱的文臣，二人之间经常诗文相和。而且有的时候沈德潜会替皇帝修改诗文，甚至是替皇帝写诗。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但沈德潜不想这样“伟大”的事情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谁又知道，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恰是皇帝所忌惮的。沈德潜死后，有人就向皇帝告发此事，乾隆号称十全老人，当然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来玷污自己的名声，于是就用沈德潜的一句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来诬陷他对朝廷心怀不满，思念前朝，将沈德潜死后也羞辱一番。

（沈德潜所著《唐诗别裁》）

而且乾隆皇帝还不许有人跟他用一样的名号，乾隆自称“古稀天子”，而当时的大理寺卿尹嘉铨自称为“古稀老人”这一下又犯了乾隆的忌讳，以此获罪，结果只能是：杀！也正是因为这样残酷的“多种多样”的严苛的文字狱“找茬”模式，使得天下读书人畏惧如虎，不敢再有议论，同时也禁锢了思想，而且随着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纂完成，也成功的将一大批“不利于”国家统一的书籍销毁掉，甚至连启迪民智，教授技能的《天工开物》也被销毁，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而所有的这一切事情都是造成中国近代历史上思想停滞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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