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丨延续2000多年的宰相制度，朱元璋为什么能够说废就废？
文/温体仁（作者投稿）
有关这个问题，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
有关“相权”之起源，祝总斌先生认为：
“如所周知，自战国开始，两千多年间，封建地主阶级先后推出了各国国君，以及全国统一以后的皇帝，作为最高政治代表，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为使君主能有效地行使这一至高无上的君权，又根据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建立了宰相制度。”
显然，战国以来所谓的宰相制度，是统治阶级为了保障君权（包括皇权）的有效行使而设立的。也就是说，宰相制度中规定的相权是从属于君权的，并不是独立起源的，没有必要把它和君权相提并论，也不能视为什么“基本矛盾”。
那么，谁才是宰相呢？祝先生说：
“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
可见宰相既参与中枢决策，又是行政首脑，监督各部门的执行。需要注意的是，议政是与君主合议，且最终裁决权始终掌握在君主手中。而监督百官执行之权也是根据合议的结果的，也就是说宰相行使权力时始终是要服从于君主的权威的。
那么君主和宰相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在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中，君主、宰相是不可或缺的。君主固然最重要，但如果缺了宰相，对国家的治理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同样达不到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之目的。所以，二者虽然存在权力之争和种种矛盾，但基本方面应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从而可以总结统治经验，改进和发展各种制度包括宰相制度。过于强调君主与宰相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忽视它们的基本方面是协调、统一，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如果在封建政治上层建筑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君主、宰相基本上处于相互冲突、斗争之中，便无法完成其保护经济基础的使命。”
祝先生认为君主与宰相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君主的权力更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在观察宰相制度的调整时，应该首先从观察二者如何更好地协调运作、落实行政效果的角度出发：
“无论从理论或历史事实看，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这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权力之争确可导致某些变化，但归根结蒂，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统治作为标准来衡量，决定坚持、调整或废除。”
这既是对阶级史观的贯彻，也是对从行政角度观察政治史这一具体研究思路的坚持。维持数十、数百年的帝制王朝，整体来看其统治精英内部的关系必然是协作为主、斗争为次的。而用于维持王朝长治久安的制度，自然会在行政实践中由于多方的磨合而有趋向成熟、稳定的态势，不能完全视为高层政治勾心斗角的产物。
具体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从1380年明太祖废中书省之后，明清两朝是没有真正的宰相的，明代的内阁与清代的军机处等机构均是参与议政而无监督执行之权，并非真正宰相。为何这一时期宰相缺位、中枢政治却可继续运行呢？这当然也是可以解释的。吴宗国先生在综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的变化趋势时指出：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从形式上看，唐宋的皇帝由后台走上前台，成为政府的负责人，皇帝的集权越来越严重，而实际上却是权力的层层下放。这是因为事情越来越多，日常事务只能分层负责并依靠程式化的方式处理。……宰相权力的下移不是单纯的权力转移，而是财政、军事这两大部门事务增加，职掌扩大的结果。他们在行政系统中越来越处于突出的地位，到宋代终于独立出来，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并存的体制。”
学者已然观察到，明代的六部事权之重，为历代仅见，其实宋初枢密院处理军政、三司使理财，形成两大机构与宰相分掌大权局面，可算是其先声。
吴先生又说：
“行政系统权力（行政权）扩大的结果，宰相所需要决定的事只剩下军国大事、高级官吏的任免和新出现的重大事务，而这些都是需要经过皇帝批准的，宰相逐渐变得多余。因此，明初取消宰相表面上是宰相权力太大，而实际上是宰相事权下移，行政各部门权力扩大的必然结果。唐宋以后，皇帝权力越来越集中，相权日益削弱，最后乃至于被取消的秘密就在于此。”
行政事务不断增加、复杂化，促使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成熟，依靠完善的行政法规，已经可以独立处理日常事务。而在皇帝勤于政务的情况，宰相的存在竟已显得多余。这一论断从行政角度解释宰相的消失，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见。
此外，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张帆先生指出，元朝中后期皇帝多不理朝政、委政臣下，而由异姓蒙古、色目贵族担任的中书省宰相则勇于任事、权臣辈出，这成为元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这给新皇帝朱元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是刺激他废除宰相制度的因素。这样看来，在政治和行政上废除宰相制度都已水到渠成。明太祖终于在洪武十二、三年之际依靠武功勋贵的力量，将结党专权的宰相胡惟庸等人连同这个宰相机构一并消灭，由此建立了君主在不负行政责任的顾问支持下专断政务、并亲自担当行政首脑的新政体。用祝先生的话说，此时废除宰相已经更“有利于整个统治”了。
那么，宰相制度被废除后，所谓的“相权”到哪里去了呢？何朝晖先生认为：
“通过废除宰相，皇帝把大小政事的最终裁决权全部收归于己。另一方面，皇帝又通过众多的决策环节和复杂的决策程序把决策权分散于九卿、内阁、司礼监等部门，而由皇帝总其成”。
这里说的是宰相的议政权。裁决权独揽则皇帝总揽大权，使得中枢权力结构更加稳固；议政权下放则更多官员可以参与决策，可以调动其积极性，提高行政效果。
朱元璋所提出的这一制度，为其后五百余年的极端专制的君主制确立了基本架构，只是百年以后，明宪宗朱见深以下的诸位子孙不能守其成法，或不喜会见大臣而仅以文牍往来，或惮于繁忙政务而委政于本来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而设立的内阁、司礼监，造成了明中后期时而宦官专权干政、时而阁臣接近宰相权势这样秘书机构“制度外权力”高涨的局面。清初数代勤政君主则认可朱元璋的制度，在其基础上造就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直接统治数亿民众的大帝国。若不考虑中国是否可能独立发生近代化的问题，仅从帝国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果已可证明废除宰相之合理与有效。当然，这绝不是朱元璋一人之功，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文化长久积累演进的结果。
最后说说迷信“君相之争”观念对读史的束缚。祝先生指出：
“长期以来，一般都把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君主与宰相的权力之争，即君主感到相权发展过重，“威胁”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夺相权，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制度的变化。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恐难说反映了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本质。”
祝先生指出了仅从君相之争的角度去观察宰相制度的变化，不能把握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本质。这一论断事实上还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古代中枢政治研究中去。其中牵涉的政治价值判断问题和复杂的学术史源流，这里无法再作展开。事实上，若推求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这一中枢政治制度上的巨变，除了上文所述官僚制度的演进这一原因外，也和皇权对日常政务参与的不断强化过程有关。其观念上的远因，是宋以后儒学对君权的抽象推崇，与金元北族王朝政治实践中皇权膨胀现象的碰撞。再加上明朝政权起源于朱元璋率领底层民众为主组成的“红军”对蒙元政权和其它势力的军事胜利。朱元璋有“恢复中华”之功，又不依靠其它强势阶层，因而具有空前的合法性，可以进一步扩张自身的皇权。本文仅从官僚政治制度的演化角度，摘引前辈学人观点略作论说，请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张帆：《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李新峰：《论元明之际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李新峰：《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