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 | 大明嘉靖往事：名不正则言不顺

我们上集说到，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决策，根据“兄终弟及”的原则，皇位由兴献王的长子也就是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继承。

当然，也这是中国特色的继承法，皇位只能由辈份低的男性继承。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没有儿子由弟弟继承，没有亲弟弟也得从堂弟中寻找。如果没有堂弟，则需要从其他相对较近的血缘中寻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武则天从儿子手上夺来皇位之外，没有女皇。所以，中国的皇帝需要有众多的女人为他生儿子，不但为自己准备皇位继承人，还得为以后没有儿子的继承人准备可能的继承人。你看看，正德皇帝没儿子，就得从他父亲弘治皇帝那里去找；但弘治皇帝只有他一个儿子，便从他祖父成化皇帝那里找。假设成化皇帝只有他一个孙子，那还得往他曾祖父天顺皇帝那里去找。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继承法，所以正德皇帝死后，皇位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身上。严格地说，这个皇位是祖父成化皇帝为他准备的。

但是，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特大喜讯、对于这个做梦也不敢想的天大馅饼，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和他的母亲蒋氏，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想像的那样欣喜若狂，或者是受宠若惊。相反，这个喜讯其实是打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节奏，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离开安陆州，去北京做什么皇帝。

正德皇帝死后，带着他的遣诏到安陆州迎请朱厚熜的，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司礼监太监谷大用，以及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还有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等人。

这个谷大用是正德皇帝最宠信的宦官之一，长期掌管着一个高规格的特务机构，叫做西厂，专门侦刺、缉捕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西厂的特务不仅活动在北京，还流窜到全国各地，与当地流氓无赖相勾结，既侦缉对朝廷不利的人和事，更趁机敲诈勒索，成为当时的一大祸害。

举个例子。正德三年五月初五日，也就是那一年的端午节，西厂特务在当地无赖的陪同下，在江西庐山脚下白鹿洞书院的所在地星子县转悠，正赶上当地老百姓赛龙舟，鼓乐齐鸣，热闹非常。端午节赛龙舟，本是江南的普遍风俗，西厂特务特别是当地无赖并非不知道，但他们却把这件事看成是敲诈勒索的机会。勒索不成，便指控别人擅自私造龙舟、大逆不道，抄了别人的家。从此以后，不仅仅在城市，即使在穷乡僻壤，一旦见有穿着豪华并抄着北京口音的人，人们便要提高警惕，地方官府就要秘密查访他们的身份。如果真是西厂特务，就得进行打点，破财消灾，把这些瘟神早些送出本县、本府地界，以图安宁。

这个带着队伍到安陆州迎请新皇帝的宦官首领谷大用，平日所干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在民间乃至在官场，他的名声都极其狼籍。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却经常发生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那些专门坑害老百姓、同时也不断损害国家利益，因而被老百姓甚至被官场正派人士认为是坏人的人，却不断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谷大用就是这种人。不仅本人得到信任，整个家族也都享受着国家的高官厚禄，都在不断侵吞着民脂民膏。

正德皇帝死后，谷大用仍然谋得了美差。先是代表太后来到内阁，听取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对选择新皇帝的意见，成为新君选择的决策人物。如今，他又成了迎请新皇帝的钦差大臣，获得了在第一时间内向新皇帝表功讨好的机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官场的玄机，或者说是潜规则。一朝天子一朝臣，前朝的宠臣几乎都无一例外、迫不及待地要寻找机会向新君表白忠心，以便维护已经得到的好处并且继续获得新的好处。

谷大用正是带着这样的私心去迎请新皇帝的。所以，距离安陆州还有几天路程的时候，谷大用便和一起去接皇帝的大学士梁储等人商议，应该有人先期前去安陆州，向兴王母子报告这天大的喜讯，也让别人有个精神准备。他的小九九是，表功和讨好的机会不能让他人分享。他的这个小九九别人也心知肚明。大家都是官场上人，屁股一撅，别人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但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官场的潜规则。既然你谷大用提出这个建议，那么就由你先期前去报告吧。

但是，谷大用万万没有想到，当他风尘仆仆来到安陆时，却吃了闭门羹，被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太后蒋氏晾在了馆驿，不予接见。理由很简单，也冠冕堂皇：谷大用劳苦功高，但没有携带朝廷的正式公文，不便见面。否则，外面传出去，岂不是犯了结交宦官的罪名？但事实上，却很有可能是因为蒋氏母子早就知道谷大用声名不好，不愿意和他太过接近。

这个软钉子令谷大用极为不快，但又不便发作。一直等到大学士梁储等人携带着朝廷的正式公文、带着人马来到安陆时，朱厚熜才在母亲的监护下，按照正常的礼节，一并接见。未来的皇帝向来自京城的客人们表示，由于父亲去世、自己年轻，对于朝廷的礼仪不是太熟悉，加上长期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缺乏见识，接待不周的地方，希望京城各位大佬予以谅解。

听着这番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外交词令，看着朱厚熜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的行为举止。从北京来到安陆的京城大佬们各有各的想法。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可能心中在赞叹，这个未来的皇帝少年老成，看样子不仅仅是守成令主，很有可能还是中兴英主，那将是国家之福、社稷之福，也是百姓之福啊。但另外一些人却未必是这种想法，正德时期权势薰天的司礼监太监谷大用，还有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等人，必定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未来的皇帝虽然面带稚气，态度谦卑，却行为老到，看起来不是个好惹的主，恐怕没有正德皇帝那样好糊弄。而未来皇帝身后的那个兴献王妃，可能更是个厉害脚色，不好对付。

蒋氏和儿子相依为命，母子情深，儿子能做皇帝固然是喜从天降，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母子间的生死离别。古往今来，有无数人为了要得到这个皇位而拼死争夺，两年前，那个宁王不就是为了做皇帝而起兵闹事，最后身首异处的吗？但有了这个皇位，其实也可能平生出无穷的烦恼。安陆虽然偏远，但民风淳朴，这个家庭在安陆早已安全着陆。而对于一个举目无亲的15岁少年来说，京师北京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深不见底的紫禁城虽然未必就是龙潭虎穴，却也可能布满荆棘陷阱。

前路漫漫。这一去，谁能预料是福是祸？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母子相依为命，那么母亲陪着儿子去北京不就完了吗？如同时下，多少家长送子女去北京、去上海上大学，又有多少家长辞去工作到美国、英国、法国或挪威陪子女读书？但当年不是现在，特别是作为兴献王妃的蒋氏，更没有行动自由。虽然说儿子是去做皇帝，但现在还不是皇帝。遗诏没有让蒋氏陪同到京，蒋氏就不能离开安陆州半步。要不然，怎么管那个年代叫封建社会，叫君主专制呢？

儿子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二十天的跋涉，按预计的时间来到京郊良乡，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的京城西南门户的良乡。

早有人报知主政的内阁首辅杨廷和，报知皇太后张氏，紫禁城里忙成一片，为新皇帝的即位作准备。人们可能在揣摩、在猜测，这个15岁的新皇帝长得什么样子？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这个新皇帝脾性怎样，是雍容大度还是狭隘固执、是聪明睿智还是愚笨昏庸？

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一路上也可能在揣摩，在猜测，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紫禁城又是如何巍峨雄伟？皇太后是自己从未见过面的伯母，她会怎样对待自己？是亲切慈祥还是冷漠尖刻？执政的首辅杨廷和等人决策立自己为皇帝，当然应该感谢他们。那么，他们将会怎样对待自己？是推心置腹还是倚老卖老？

这个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或许正是这样一路行进，一路揣摩、一路猜测，从家乡安陆州来到了京郊良乡。当然，也可能他只是带着好奇心想着一件事情，这皇帝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滋味？

但是，就在良乡的官员和百姓以羡慕的口吻议论着这位沾着了天大便宜的新皇帝的时候，就在未来的皇帝朱厚熜想入非非的时候，他却被狠狠地打了一闷棍。那么，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打未来皇帝的闷棍？

原来，礼部官员带着一份经过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认可的“礼仪状”，也就是新皇帝的登基的日程表，早已等候在良乡。根据这个日程表，第一步，朱厚熜到京城后，要从东边的一个侧门，也就是“东安门”进皇宫，先住在“文华殿”。第二步，文武大臣上“劝进表”。根据惯例，这个劝进表要上三次，前两次朱厚熜得谦虚地表示自己不合格，请他们另请“贤德”之君。当然，这都是规定的客套，等到第三表递上，则表示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利益，勉为其难地接受这个皇位，并上报太后。第三步，太后下“令旨”，再“择日”即位。

这个登基日程的安排，我们今天看不出任何问题、看不出任何不妥当。但朱厚熜看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

朱厚熜眼中看着这个日程安排表，耳中听着礼部官口中的念念有词，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朝廷送到安陆的公文，是请朱厚熜到京城“嗣皇帝位”的，也就是说，是让朱厚熜直接去做皇帝的。在安陆“整理行装”的五六天时间，朱厚熜应该并没有闲着。在兴府官员和母亲蒋氏的指导下，同时也在从北京专程来到安陆州迎请他的礼部尚书毛澄的辅导下，他应该学习了本朝关于皇帝登基的一套程序，并且准备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应该说的话。

但现在礼部拟定的这一套登基程序，和他在所知道的本朝皇帝的登基程序完全不是一回事，东安门、文华殿，这是皇太子活动的地方，皇帝登基应该去的地方应该是奉天门、奉天殿。这可不是玩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登基的名不正，以后的事情怎么办？自己是来做来做皇帝的，可不是来做太子的啊！

这时，朱厚熜可能想起了临行前母亲反复叮咛的一句话。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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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记下了这句话：“吾儿此行荷负重任，毋轻言。”

母亲让他遇事多看看、多想想，心中有了主张，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兴王府长史袁宗皋，问道：明明说是“嗣皇帝位”，怎么还得先做太子？

远离安陆，远离母亲，这个随行而来的兴王府的长史袁宗皋是朱厚熜唯一可以征求意见的人。按照明朝的制度，各王府都设有长史，既是藩王的辅导，又代理处置各种事务，如果藩王有越轨行为，还有劝谏乃至向朝廷密报的责任。但是，一做王府长史，就意味着断了升迁的路。所以，许多长史成了藩王的“家里人”，也就死心塌地的服务。以袁宗皋而言，进士出身，做了给事中，这是十分重要而有前途的职务。按明朝制度，给事中虽然仅仅七品官，其职责却是却六部的事务进行监督和批评，即使是皇帝的诏令，也需要他们的签发才能下达。不仅如此，如果考满升迁，留在京城则可能做六部的部门领导，郎中或员外郎，下一步就是侍郎了。如果到地方，则可能是各省的按察副使或兵备道，下一步就是按察使，接着就是巡抚了。但袁宗皋不知得罪了哪位权贵，由正七品的给事中“升迁”为正五品的兴王府长史，虽然一次性升了四级，但此后的二十年就没有了进步。此时已经六十九岁了，仍然是“长史”。

这个袁宗皋早就感到不对劲，只是因为官品太低，不好插嘴。见朱厚熜问起自己做皇帝与做太子的事，便说了一句让旁人摸不着边际的话：“殿下，那可是上天的恩赐。”什么意思？袁宗皋的意思是，您这个皇位是命中注定的，是上天给予的，不欠任何人的人情。

就这一句话，点醒了正犯嘀咕的朱厚熜。是啊，我继承皇位是按照太祖皇帝的祖训，是兄终弟及，合法继承，是名正言顺的。既然是名正言顺，就必须名正言顺地登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在这个15岁少年的脑海中形成。他决定先给来自北京的官员们一点小小的颜色，其他事情走着瞧。

原来，这天在良乡等候新皇帝的，不仅仅有为皇帝准备登基仪式的礼部官员，还有一大批从京城赶来的六部及其他衙门的主官，他们都抱着谷大用一样的心情，希望在这里单独面见未来的皇上，表示忠心，以便留下好的印象。说到这里，我们穿插一个发生在西汉的著名故事。

当年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去世，太后吕氏主政，吕氏家族的郎舅们都得到重用，把持着朝政，大有把汉朝改刘姓为吕姓势头。大臣们在吕太后去世后，发动了政变，消灭了吕氏家族的势力，集体决策迎请代王刘恒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即位，并在长安北的渭桥迎接。在这个过程中自认为功劳最大的周勃想率先向新皇帝表达忠心，提出了一个请求：“愿请间言。”意思是，请皇上给我一个机会，想单独向您汇报工作。站在刘恒身旁的代王府中尉宋昌立即把他挡回去：“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你说的是国家大事，请当着大家的面说；如果是私事，那就免谈，皇帝不谈私事。这句话后来成为名言。这个故事也成了经典故事。

朱厚熜在老师们的教导下，应该读过这个由司马迁《史记》记载下来的故事。他看过侍从官呈上的请求召见的官员的名单，六部的尚书及都察院的都御史，以及他们的属官，全来了，不由得心中一阵冷笑。他让侍从官将希望单独接见的官员们召集在一起见面，算是给了他们面子，但不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单独见面，也不给他们任何的暗示。至于那个送上登基礼仪的礼部官员，更不假任何颜色。

事情就是这样微妙，如果不是登基程序影响了心情，未来的嘉靖皇帝也许会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这些从北京赶来见他的官员。也许会温言鼓励，或者会单独见见其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但一切都被这个登基程序改变了。以后的事实表明，正是这种改变，影响着整个嘉靖时期的君臣关系和政局走向。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朱厚熜继续在浩浩荡荡队伍的簇拥下，来到北京城外的正阳门。这个正阳门是京师北京的正南门，又叫前门。进了前门往北，是大明门，然后是承天门，即今日的天安门，然后是端门、午门、奉天门。如果把这些门的正门统统打开，站在正阳门向北远眺，应该可以看到奉天门内的奉天殿。这奉天殿是紫禁城中的第一大殿，这才是皇帝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举行大典、颁发诏令、接受大臣们的朝贺。

正阳门外，早有一群官员在此等候新皇帝。为首的，就是决策让朱厚熜继承皇位，但同时也决策让朱厚熜以皇太子的身份从东安门进入皇宫的首辅杨廷和。

按照杨廷和的设计，朱厚熜在正阳门内便殿稍事休息，然后转向东安门。但出乎杨廷和的意料之外，朱厚熜不走了，他告诉杨廷和等人：遗诏是让我来“嗣皇帝位”的，不是来做太子的。这从东安门进宫、在文华殿待命、择日登基，是皇太子继位的仪式，不是皇帝即位的仪式。你们为什么不按遗嘱办？我是来做皇帝的，可不是来做太子的!

这一席话，让包括杨廷和在内的所有官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朱厚熜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深的城府。他在良乡就知道了登基的程序，但除了问一句做皇帝与做太子的话外，什么也没有表示，却在进宫之前突然发难。

所有的人都开始做这个少年的工作，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少年太过于计较。到安陆州迎请朱厚熜的礼部尚书毛澄，也弄不明白杨廷和为什么要让朱厚熜以太子礼登基，但他和所有的人心情一样，认为朱厚熜能做皇帝就是天大的喜事了，犯得着计较是皇帝礼还是太子礼吗？

但任凭众人说干了口，朱厚熜就是咬紧牙关不放松：我这个皇帝来自“兄终弟及”的祖训，不是“父死子继”，凭什么给别人做儿子、凭什么以太子礼进宫？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在官场上历练了一辈子的杨廷和、毛澄心里着急，对于这位就要成为皇帝的少年的激烈反应，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而朱厚熜此时反倒表现出一副无所谓、无所求的样子。你们看着办吧，要不就按照遗嘱的意思办，让我从大明门进宫，直接到皇帝，要不就干脆把我送回安陆老家去。

而且，越是僵持，一个道理越在朱厚熜的心中明白起来：这个皇帝必须做得名正言顺，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人人都认为自己拣了便宜，这皇帝还怎么做？就为着遗嘱中“嗣皇帝位”这四个字，他和北京城中最有头有脸的人较上了劲。

从表面上看，这场角力双方力量悬殊，一边是满朝的文武大臣，另一边是一个从安陆州“乡下”来的不到15岁的少年。但这个少年却是未来的皇帝，当这个未来的皇帝拧着一股劲，哪怕你满朝文武，还真奈何不了他，总不能将他绑架进宫，更不能送他回安陆，如果就这样，那成何体统？何况自己本身就不在理，当初起草这个遗诏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周全呢？为什么仅仅只写“嗣皇帝位”而不加上“以太子礼”呢？

朱厚熜是为着给自己争名分而坚持，杨廷和们却是为着给自己挣面子而坚持。

早就有人把这个局面报告给了太后，最终还是太后的一道“懿旨”打破了僵局。皇位不可久虚，既然新皇帝已经到了便殿，你文武官员便当即时上笺劝进。

这道“懿旨”到底真是太后度时审势，还是杨廷和等人为了给自己下台阶而以太后名义下达的旨意，没有人进行考证，但至少缓解了新君登基前的紧张气氛。

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进行，朱厚熜接受了文武百官的“劝进表”，踌躇满志地从大明门进入紫禁城，并且否定了杨廷和等人拟定的“绍治”年号。在他看来，正德朝就是个一塌胡涂的朝代，是“乱”世，怎么称得上是“治”，又怎么可能让自己去“绍”、去继承呢？他大笔一挥，画去了“绍治”二字。亲自给自己的统治时代取了一个年号：“嘉靖”。嘉者，美也、善也，吉庆也；靖者，平也、安也，太平也，明朝从此进入由嘉靖皇帝统治的时代：嘉靖时代。

但是，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杨廷和对这个结局十分不痛快。那么，他下一步将采用什么策略来对付这个自己决策拥立的新皇帝，来对付这个稚气未退，只是凭感觉、凭意志行事的15年少年呢？

误打误撞的胜利，增强了嘉靖皇帝的信心，也使他开始以一种怀疑的态度、一种警惕的心情，来对待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

孟子说人之性为善，荀子说人之性为恶。其实，人都有善恶两个方面。环境的和谐可能唤起人的善良，环境的凶险则可能激发人的歹毒，善恶或许就在闪念之间。那么，面对已经发生并且可能继续发生的凶险，朱厚熜身上的“恶”性，又将如何一步步地激发出来呢？

我们下集再说。

来源：《大明嘉靖往事》，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内容，由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出埃及记  排版：@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