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于正德之晚明社会风气开始变得奢靡、乖张与自我

经济大潮下的人心思变

在江南地区，正德嘉靖时期是一个分水岭。唐伯虎的家乡苏州，就非常典型。成化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奢靡现象，以及日后晚明时的诸多特征，比其他地区要早半个世纪以上，唐伯虎日后的坎坷也主要是因为苏州已经进入了以经济为衡量标准的时代，全国其他地区则仍是老传统。唐伯虎一生的悲剧，如果在晚明时期则基本不会出现。从苏州城内的各种民居就可以看出，正德以前的民居大多矮小破旧，但到了正德嘉靖时期，民居则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阶段。唐伯虎的前辈王锜（1432-1499）在《寓园杂记》中说：

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思变的程度越来越大。随着商人势力越来越强大，特别是自信心的提高，商人开始逐渐打破过往的陈规陋习。例如，朱元璋对于服饰的限制。农民之家可以穿细纱绢布，商人之家则只能穿布。农家只要有一人经商坐贾就不许穿细纱。有位知名作者曾经戏谑朱元璋的这种规定：农民谁会穿着绢纱去干活？

其实，赤贫出身的朱元璋怎么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他这样规定，第一是为了提倡农桑，让人们专心从事农业；第二则是为了笼络地主阶层。明末士绅阶层的穿戴是：头戴四方角巾，身穿各色花样的素绸纱绫缎道袍。有钱的人，冬天穿大绒蚕绸，夏天则穿细葛。在颜色上，没有官僚背景的商人则只敢穿青色、黑色的绫罗绸缎。

服饰比拼后，商人们开始与官员在娱乐、吃用住行等方面进行比拼。商人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描述了晋商马商沈洪因为约不到玉堂春便生气地怒道：“王三官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有钱，我亦有钱。”这一句话就可看出商人借助金钱优势在心理上已经有了“斗”的心态。

这种情况，当时在苏杭地区更明显。如果，哪个人在赴宴的时候不穿彩衣，那么，就会遭到别人的笑话，甚至连座位都不会给你让。炫富心态越来越明显，致使当地娼妓业极为发达。

当然，奢靡之风之所以形成，商人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公官员才是“风源”。例如顾东桥、严世蕃、康对山等人聚会宴饮，每次光给小费就达二三百两。每日的花费动辄就几百两、上千两。当时的一线城市，说书的、唱戏的买卖兴隆，妓院、酒楼鳞次栉比。王公贵族、贪官污吏花天酒地不足为奇，即使是当时的知名大儒、治世能臣同样如此，例如王世贞、董份等。与此同时，官商相勾结的结果是催生出了新的名词“绅商”。

晚明风气彻底变化

到了嘉靖末年，随着奢靡之风浸染已久，不仅仅是王公大臣、巨富大贾斗富、炫富的事情多如牛毛。就是寻常百姓家也是极为铺张浪费，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有钱了那也好，但问题是，你没有钱仍然要显得有钱。在这种，比奢的风气下，人心能不变吗？道德能不滑坡吗？就以百姓说，有的家庭，虽然小，也有人竟将居室缩小而将客厅扩大。那时，“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者颇多。

旧时代的各种等级观念，几乎完全被打破。旧的等级观念被打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旧的秩序、旧的道德被打破之后，新的秩序、新的道德根本没有来得及形成，人们的秩序和道德只有一个字——钱。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

例如，富人们开始打破等级观念不算什么，毕竟属于少数。问题是，就是寻常百姓家也开始打破了等级观念，而这等级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则是社会秩序，秩序存在稳定即在。百姓家门的房檐也开始雕刻只有官府才能雕刻的各种图样、摆放狮子等物件、修建花园等。

到了万历年间，更是过分，就是再穷，仅有一间房子的居住者，都要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吃得要好，穿得要好。人们的道德理念大范围滑坡，以各种奢侈个性为容，从皇家到百姓，斗富现象极为严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上帝说的话，跟咱们的先贤老子所说的，欲夺之必先予之，都是一个意思）。

明朝的根已经烂了，任谁也救不了了。

本文摘选自拙著《玩死的帝国：唐伯虎与大明娱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