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在苏联为什么被关进精神病医院？鲜为人知的真相让你吃惊

1937年底，贺子珍匆匆离开延安时，怀有身孕，众所周知，她是负气出走的。然后，命运就因此而发生重大转折。

贺子珍起初离开延安，本是打算去上海医治自己战争时代的伤痛，谁知蒋介石的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贺子珍的上海之行未成，被迫滞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期间，毛泽东多次写信和派人劝她回延安。倔强的她都拒绝了。随后，她碰到老熟人刘英、钟赤兵等人去苏联治伤，便登上了他们的飞机，一起去了莫斯科。

到了苏联后，贺子珍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然而，她的磨难便开始了。

1938年6月，贺子珍生下一个男婴。为了学习，她把孩子送进了托儿所。谁知一次伤寒流感袭来，托儿所几十个孩子交叉感染，贺子珍的孩子传染上了，不久即转为肺炎，孩子没敌过疾病，出生才几个月，还没学会叫妈妈，就夭折了。

她号啕大哭，哭干了眼泪。几天后，贺子珍变了，她的乐观积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愁眉不展，时常泪痕斑斑的苍白的脸。

一年之后，其他同学都毕业回国。贺子珍却因为感情问题拒绝回国，选择了留在莫斯科，留在苏联。

她万万没有料到，就此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恶梦之中便开始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人的生活彻底被打破了，贺子珍的生活也彻底改变。在德军合围莫斯科前，东方大学停办，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和毛岸英、毛岸青所在的国际儿童院搬到伊万诺夫市去，贺子珍也转入到此工作，加入了大撤离的行列。

10月中旬，在大轰炸之中，她带着三个孩子随国际儿童院来到离莫斯科300多公里伊万诺夫市。由于战争越来激烈，粮食也越来越紧缺，她和孩子生活陷入空前的困境，甚至她开始了自己开荒种菜。

生活的困难没有压倒贺子珍。

这时为了打破战争僵局，苏联政府下令所有人全力以赴支援前线，贺子珍也没有例外。为了生产支前，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被规定全部住宿。就是这样，贺子珍陷入了一场巨大的麻烦之中。

由于战争，国际儿童院煤炭奇缺，无法供暖，孩子们冷得瑟瑟发抖，结果一场暴风雪来临后，娇娇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加上先天的体质瘦弱，得了感冒。

这天，贺子珍正在忙着把日夜加班的手织毛衣交走，有人就跑来对她说：“娇娇在院里生病了，可能是感冒。”

贺子珍一听急坏了，马上跑去医院。

然而，国际儿童院规定：非节假日，不许家人探望。贺子珍被拒于门外。

贺子珍带着身孕来到莫斯科后，曾于1938年6月生下一个男婴，几个月后，男婴因为患感冒，转为肺炎，不会喊妈妈就夭折了。为此，贺子珍一直后悔、伤心。现在女儿生病了，她十分害怕儿子的旧事重演，心急如火燎，在儿童院外边一直等着。但是，院方就是不准进。

最后，她找到院长，一再请求去看看孩子，但是院长严厉地说：“这是儿童院的规定!不能因为你的孩子病了，因为你而破坏规定!”死活不通融，铁板一个。贺子珍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无奈含泪而去。

娇娇被留在国际儿童院，病情却一日重似一日，后来果然如贺子珍所担心的，转为肺炎，并并发了脑炎，不吃饭，牙关紧咬，脸色铁青，还抽起风来。医生进行抢救、输液，都不见好转。贺子珍左等右等，女儿没有消息。一天，院方突然通知她去探视女儿。

她以为娇娇的病情有了转机，兴冲冲地赶去。谁知赶到医院时，却没看到了娇娇。

“娇娇呢，娇娇呢，我的女儿在哪儿?”贺子珍一阵慌乱，四处找，焦急地问。

“她被推到太平间副室了。无法医治了。”医生的话冰冷冷，烧灼了贺子珍的心。她苦苦哀求他：“医生救救，救救我的女儿!”

医生耸耸肩、摊摊手，表示已无办法。突然，贺子珍冲开医务人员的阻拦，跑到太平间副室，昏迷不醒的女儿正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生命在弥留间。

“她活着!她还活着!我的孩子还活着……你们不能把我的女儿送到太平间啊!”发现娇娇还在呼吸，贺子珍愤而大喊，一把从病床上抱起女儿，急促地说：“孩子我带走，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出了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然后，她把孩子裹在自己体温的大衣和围巾里，一脚雪，一脚泥，比救火还急，抱着女儿狂奔到自己的住所，把孩子放在床上，盖上被子。然后，生火暖屋，再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换来一点牛奶和糖，烧开热水，拨开女儿的嘴巴，一勺一勺地喂着糖水、牛奶。

娇娇依然昏迷不醒。

第二天，也许是贺子珍那颗母爱的心打动了上帝，娇娇终于睁开眼睛了：“妈妈——渴……”

贺子珍听到女儿的叫声，欣喜若狂，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娇娇醒了，你舍不得我啊!”说着，泪水流了下来。

娇娇从死亡的边缘回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她仍然很虚弱。伊万诺夫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室温都在零度以下。贺子珍分配的木柴被她昨天一夜烧光。如何再弄些燃料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贺子珍在生活上一直很独立，在苏联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朴素、自制，从没伸手要过什么东西。因为病中的女儿娇娇，她第一次跑去国际儿童院去，要求给多一些煤和柴，近于哀求地说：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女儿病了，而且刚刚是从最严重的时候渡过来的，她现在……，我希望你们能照顾一下，特殊处理，多少给点煤和柴。”

可是，对方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用很硬的口气说：

“不行。”

“我女儿病成这样，实在不行了，请求……”

但是，她的要求还是被拒绝了。原因是因为战争，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煤和柴。

贺子珍没再说什么，默默地走了出来。

战争本身就是人祸。当战祸和人祸叠加起来，简单的事情一转化，就变得严重了。

贺子珍没有停止拯救女儿的行动，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电炉!”

然而，电炉是很昂贵的东西，贺子珍为了买它，几乎倾其所有。可这只昂贵的电炉几乎没给娇娇带来多少温暖。白天停电，无法使用，到了晚上，贺子珍刚把插头插上，电灯一闪就灭了，保险丝烧断了。于是，就有人来查问哪家用电炉了。贺子珍只好把电炉子藏起来，不敢再用了。

不久，她又想出了一个新招：去买一个瓦数大的灯炮插上。灯泡的热度虽然低，但总能多少带来一点温暖。她没料到，这也不行。她插上没一天，国际儿童院的一个人就走进屋来，发现了她用了大灯泡，二话不说，伸手就要摘下那个大灯泡。贺子珍见状，再也无法忍受了，抢前一步，摘下了大灯泡，狠狠地往地下一摔。

尖锐、响亮的灯泡爆炸声把来人吓得像猴子似的往上一跳。随即，他大嚷了起来：“你疯了!”

这是贺子珍第一次听到用“疯”字来说她，也大声回道：“疯什么啊?你这没人性的家伙才疯了!”

人性因为战争的残酷变得那么微弱，或者，在异国他乡，彼此之间的人性本来就这样残酷、冰冷。尤其是对贺子珍这样孤身的女人。

正在贺子珍为女儿的寒冷愁肠百结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见到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也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贺子珍据理力争。

“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

“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反驳他!

“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烤火，你算个什么人?”在他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

贺子珍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没有向强权屈服：

“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反抗终于惹怒了这位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他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声音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这些日子来所经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院长，要他回答：

“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力，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这大概是战争环境下压抑的人性突然爆发的场景，无论是贺子珍也好，院长也罢，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争执，或者说，吵架了一场，也许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人走了，事情过去了。

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她一边起身准备开门，一边听见有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也在苏联留下来，因为也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也随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因为都是中国人，同病相怜的中国人，同病相怜的中国女人。平时贺子珍与她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可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

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就往外拖。

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一边拼命地反抗，一边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

“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拖着贺子珍往外走。

“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而且，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她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被从梦中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吓得大哭，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穿白褂的人一把推开。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

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后，第一天，就被剃光了头发。

贺子珍激烈地反抗着，大声地抗议说：

“我没有精神病!你们这是践踏人权!”

但是，这里谁也不与她讲道理，一个个像聋子似的对贺子珍的抗议充耳不闻。最后，贺子珍没有办法，哽咽着说：

“我还有一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求求你们，把我放出去吧，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呀!”

“这个精神病人说话还合情合理。”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忍不住说道。

“什么合理不合理?!不要乱说!”当官的人呵斥道。

就这样，贺子珍就与整天手舞足蹈、胡言乱语的疯子、癫狂者在一起了。

贺子珍被医生以精神病人对待，但她并不甘休，继续申辩。然而，对于她的申辩，医生们只当作是一个精神病人在说话，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结果，服用了这些药以后，贺子珍这个本来挺正常的人很快变得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以后，脑子仍然是一片浑沌。渐渐地，贺子珍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说，人也不想动，甚至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贺子珍完全过起了精神病人的生活。每天，像其他病人一样，她被医生们按时服药、注射，这些药物又让她处在神智不清的昏睡状态中。她就在这样的昏睡、清醒不断的往复中，过着日子，昏迷时，她不知道是何时走进了这个有着铁门、铁窗的牢笼，清醒时，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呆多久，而且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年月。偶尔想起亲爱的娇娇时，她觉得像梦一样恍惚而遥远。

就这样，贺子珍变成了“精神病人”，从此在铁网和围墙筑成的精神病院中和一群疯子们一起，度日如年，渐渐，她变得沉默少语，在大量的神经性药物的刺激下，身体变坏，人变得迟钝、木讷。

岁月荏苒。1946年夏，王稼祥同妻子朱仲丽来到莫斯科治病。他们通过苏联政府多方寻找失踪多年的战友贺子珍，几经波折，终于打听到她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医院。

王稼祥和贺子珍曾一起经历过长征。但是，当他见到贺子珍时，她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贺子珍了。

贺她见到了老熟人王稼祥，呐呐地说道：“王同志，您好!”

王稼祥和朱仲丽一看，贺子珍头戴一顶法国式圆形无边帽，上身穿一件黑灰色薄呢子西装式短衣，下身是黑色裙子，半高跟圆头皮鞋。她看上去神智清醒，颜面有表情，眼神略迟钝，反应稍为缓慢。王稼祥夫妇赶忙起身也向她表示问候。

“我好!”贺子珍回答他们的问候。她面带笑容，眉尖微蹙，见到朱仲丽，又忙让娇娇叫阿姨。

双方坐下后，王稼祥问及她的近况，贺子珍表情淡漠，有些迟钝地回答说：“我睡得好，也吃得好。”

“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吗?”王稼祥见贺子珍口齿木讷，不知道这些年的疯人院生活已经把她折磨得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

“我有些心烦。”贺子珍说。（《告诉你一个传奇的贺子珍》）

这场精神病医院的磨难，对贺子珍来说是致命的，医院给她服下的那些镇静药极大地伤害了她的神经系统，但她的神智完全正常。

随后，在王稼祥的安排下，贺子珍离开了精神病医院。

1947年初秋，贺子珍、娇娇、毛岸青等坐上莫斯科——哈尔滨的火车，踏上了回国之程。当她到达哈尔冰的时候，林彪、李富春、聂荣臻等东北局领导全来了车站迎接。

一段不堪回首的苏联岁月，命运之神几番无情的磨难，让贺子珍身心俱伤。（陈冠任原创，禁止转载复制和改编，谴责传阅、360doc、奇趣网、万花镜、新闻头条、头条军事、看看等假冒伪类网站侵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