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有多残酷?看看郑板桥、蒲松龄的遭遇就知道了
今天跟一位做老师的朋友聊天,听说现在高考的本科录取率已经达到70%以上了。即便第一年考不上的同学,复读一年,基本也就考上了。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对一小部分读书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阶梯,但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却是个大坑。古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才是意外,可见录取率之低。
比如,那个“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康熙年间考中秀才,此时只有20岁左右;雍正时才考中举人,此时已经40岁;乾隆时才考中进士,此时已经44岁了。考中进士后,常年郁郁不得志的郑老兄终于扬眉吐气,写下了这两句饱含辛酸的诗句: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
比如,那个因“公车上书”留名青史的康有为,小时候是个神童,11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但无奈考运不佳,仅仅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又是考了七次才中,好在时来运转,进士一考即中。可他时运不济,考中进士时,清朝已经岌岌可危了。他愤怒不已,于是搞了个“公车上书”,可是光上书还不过瘾,就又搞了个“戊戌变法”。
郑板桥和康有为虽然历经挫折,好在最终的结果还不错,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儿。另外一些人就没这么好运了。比如《聊斋志异》的作者,大文豪蒲松龄,考中秀才后,接连四次参加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一直到了垂垂老矣的72岁,才被朝廷补为“岁贡生”。什么是岁贡生呢?比秀才的地位高那么一点点,但仍然不是举人。
看起来,蒲松龄已经够惨了,但还有比他更惨的:清朝时安徽的一位老秀才,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乡试,但最终还是没能中举。乡试三年一次,这位老先生光是参加乡试,就用去了七十二年光阴,到最后一次参考,已是年近九旬。想想真是一把辛酸泪。
客观来说,在创立之初,科举制度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至少,它让出身寒门的下层子弟看到了希望,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打破阶层板结,促进各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用更通俗地话来说,就是可以凭借个人奋斗实现屌丝的逆袭,迎娶白富美,登上人生巅峰。
最初的科举制度,也是真的可以选出优秀人才的。比如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站在城楼上,看着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曾经兴奋地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明清时,科举考试就开始就变味了。“八股文”的考试模式,让很多考生变成了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即使原本是个人才,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一圈蹂躏,也基本就洗脑成功,变成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了。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早就跑到爪哇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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