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营州之乱对后世的影响

营州之乱的爆发，造成反武氏情绪加剧。之前已说过孙万荣了解武周时期的唐内部政治斗争情况，因此叛军在进攻幽州时，利用还政与李唐为借口，“何不归我庐陵王”的口号，目的在于激发唐内部两派斗争，瓦解唐廷力量。武氏子弟在平叛中逃的逃，躲的躲，而孙万荣等人利用政治上的漏洞与武氏子弟的不足，使得战争初期，唐王朝节节败退。直到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后东突厥默咄提出“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乘间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不久后李尽忠死去，唐朝才得以喘息。虽然之后唐几次战役都败于叛军，但好在之后，“奚及突厥之众掩击其后，掠其幼弱。万斩（万荣）弃其众，以轻骑数千人东走”。后“万荣穷，与家奴轻骑走潞河东，惫甚，卧林下。奴斩其首，九节传之东都，余众溃”。使得武则天有了还政与李氏的念头。

对于东北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尤为重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周边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东北民族之间，特别是突厥、契丹、奚等民族以前所形成的的势力均衡态势，使原来的格局、体系打破。营州之乱，使得突厥势力大增，突厥在帮助唐廷平叛，突袭契丹后方，获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口。又从唐廷那获得了六州突厥降户以及谷种、农器、铁等物质。突厥的力量开始壮大，契丹丧失了东北诸族中的优势地位，奚以前臣服于契丹，也同契丹一样转受突厥控制，“默咄自此兵众渐盛”至此突厥的强大，使得其野心膨胀，“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开始进犯唐东北边境，使得营州之乱后东北边疆地区没有因营州之乱结束而平静下来。此次叛乱，最终导致了后突厥的崛起。此消彼长的势力关系，使得该地区在营州之乱后二十多年依然是不稳定的。吕思勉认为“久视元年，武后使李楷固、久视元午，武后使李楷固、骆务整讨其余党，平之，然奚、契丹不复可理，耶律氏之坐大，兆于此矣。方事之殷，营州境内诸‘夷州’，多内迁河南，神龙时乃还治幽州，又为安史造乱及乱平后河北诸镇负固不服之由。故李尽忠之乱，虽不久勘定，其关系实绝大也。不仅此也，因契丹之动荡，棘辐之内属者，亦不得安荩居，而走归故土，遂开满族兴起之端，民族动荡之波澜，亦可谓壮阔矣。”

营州之乱不仅对东北民族产生巨大影响，也使得唐政府调整了东北的防御体系。营州被契丹叛军占领，唐中央不得不把营州迁到与幽州搭界的地方。营州这个东北防御的最前沿被迫后撤，此时东北防务只能依仗幽州。对于营州之乱促使唐改变东北防御政策以及幽州地位的提升，很多学者是赞同该观点的。而幽州此时主要的防御对象就是突厥了，长安二年(702) 三月，默啜入寇并州，置山东防御军大使，沧、赢等六州诸军皆受其节度。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负责幽州以北防御事务。开元十四年(726)，玄宗又于定、恒等五州置军。到天宝元年（742），突厥的势力开始衰落，唐开始转变经营东北的对象，此时转变为奚、契丹等族，但自从后突厥崛起以后，两蕃长期依附突厥，再次附唐以后，受突厥影响叛附无常，乃至两者联兵与唐抗衡。突厥的介入无疑给唐经营东北增加了强大的外来阻力，迫使唐不断地加强幽州的军事力量。天宝元年时范阳节度使兵员数为诸节度镇之首，范阳节度势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