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为上还是利为上-明清商人们的经营之道

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是一个既富学术价值，同时又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固然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是对当时政治经济结构的能动反映。但，正如任何时代伟大思想的产生，除经济基础规定其方向外，还必须凭借传统的思想材料一样，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其思想来源。而传统文化则是当时人们既直接而又方便的文化资源，不能不对它产生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但儒家文化却长期占居着主导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它不仅是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儒家伦理以政权的力量被广泛推行，成为全社会思想、行为的准则，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因此，我们在探寻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时，必须首先对其予以考察。

儒家学说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自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创始，到一九一九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喧嚣声中，独尊地位被动摇，在中国传承二千余年，影响中国历史甚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儒家学说适应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每个时代的儒学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形态。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儒学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能笼统地称为儒学了。当然，在儒学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很多，我们这里只能就和明清商人经营之道有关，而又是贯穿各个时期儒学的问题谈谈。

这一时期的商人中，在对义、利关系的辩证思考方面，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达到舒遵刚那样的理论高度。但在经商中对义奉行不渝，义、利冲突时舍利而取义的事例，则是常见的。如：汪坦“出游吴楚，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倪起蛰继承父志，习懋迁营生，“以义为利，家产自此丰”；江羲龄服贾养亲，“尝贸易芜湖，有误投多金者，却弗受”条；言三应曾经商建昌，于旅店拾数百金，多方打听失主。留待月余，无果。数年后，三应前往抚州，在船上遇贩鸡的人，“从诟其不洁，其人曰：‘嘻，我故有金，某年在建昌遗之，以至此也。’三应询得其实，举还之，不告姓名”王福奴“善生殖，商游吴浙，士大夫深加敬爱。有蔡姓者，欠逋欲鬻女以偿，公闻持券还之，曰：‘毋因是以致离天性之爱耶！’”这些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真诚地践履着义的准则，肩负着伦理责任和实现经济目标的双重任务。

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义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这一实证性的研究也表明，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并不象时下某些论者认为的那样，起的是一种完全阻碍的作用。相反，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它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