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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自缢前最后几天,明朝文官士大夫言笑自若、丑态百出

公元1644年,甲申三月十六,李自成的大军大破昌平州,自沙河直逼平子门,北京城危在旦夕。身处禁宫的崇祯帝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日之间,连续三次召集大臣议事,妄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大臣的回答就像对他的临终关怀一样,苍白无力,敷衍了事。“辅臣及六部科道等官皆曰无害,藉圣天子威灵,不过坐困几日,拨云雾见青天耳。退朝之后诸臣言笑自若。”(陈济生《再生纪略》)。至此崇祯帝已经明白,在这个偌大的北京城里,大概真正关心战局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一向仰为股肱的这些大臣们,已经商量着如何开门迎接新主了。

据清吴庆坻《蕉廊脞录》记载,“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名。单到(同意)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特此事绝奇,思宗孤立之势已成,至中官相倡率开门迎敌,可为痛哭者已。”这事真算的上中国历史上最奇葩的事件之一了。本来是开门投降的丑事,却还依照做官的惯例,郑重其事的完成自己做为明大臣的最后一次圈阅批示,其无耻的程度真令后人瞠目结舌。

如果罗列明朝灭亡的原因,士大夫的堕落腐朽,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做为读书人出身的他们,丧失了知识阶层应有的品质和人格,他们将忠信孝悌挂在嘴边,将礼义廉耻写在纸上,却把功名利禄放在了心里,把厚颜无耻落实在了行动上。眼看从一个即将没落的强权中再也获得不了任何利益,随即迫不及待的向另一个强权摇尾乞怜。看看这些高官们在李自成进城之后的种种表演吧:兵部尚书张缙彦“率领文武官员,首倡劝进”,太史项煜“献金求大拜,以管仲魏征自命”,庶吉士梁兆阳“被贼召见,出语人新主待我甚恭”,庶吉士周钟“撰劝进表登基诏,献急下江南策,逢人便说牛老师极为欢赏”,庶吉士魏学廉“献平浙策,背刺骑驴,为贼驱驰”,周起“掌选得意,对人言宋堂翁待我极好”,国子监丞钱位坤“贼先不用,夤缘赴选,向人言明日我便非凡人”。据说牛金星为了试周钟的才学,出了题目,让他写文章。出的题目竟然是《士临危授命论》,真不知道这位号为“明代儒宗”的周先生如何下的去笔啊。真是丑态百出,言之令人齿冷。

看来还是崇祯帝有眼光,煤山之上,青幅三尺,了却残生,虽然驾崩的有点难看,最起码眼不见心不烦,不用再看这些臣子们的丑恶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