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不因天灾，皇室带头破坏太祖制度，逼反流民何其多

明代的灭亡原因很多，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层出不穷，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顶点，灭亡几乎已成必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民非常多，他们成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而明代出现大量流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以皇庄为首的土地高度兼并和明朝的“户籍制度”造成的。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严格限制土地兼并。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下诏令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到了洪武五年，朱元璋特别又做了一个铁榜，列出九条申诫公侯等大臣权要，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明朝初期还实行“黄册制度”，把户口簿作为征派徭役和纳税的重要依据，还颁布了不准农民离乡的禁令，便于管理。而明初，还有大量的荒地可供开垦，所以在明朝初期，农民都可以依靠土地赖以生存，所以倒还安居乐业，没有流民问题。

但是到了明宪宗时期，情况开始改变，皇室开始带头兼并土地。明代初期就有少数皇庄，有仁寿宫庄，清宁宫庄、未央宫庄等，不过数量少规模不大。明宪宗在位期间，明朝皇室的费用急剧增加。比如皇室一年消耗的鸡、鹅、羊、猪，正统时候每年约三、四万两银子，到了宪宗时候就增加了四倍。宪宗还特别宠爱太监，宪宗朝的宦官数量达一万多人，皇室的挥霍浪费，穷奢极欲，造成了皇室的财政危机，宪宗将内库积累金子花完后，就开始打皇庄的主意。宪宗没收了太监曹吉祥的土地，建立宫中庄田，曹吉祥的庄园原来不过一千多亩，到了嘉靖时候，这座庄田已经达七千五百亩。数十年间就增加了七倍多。

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渐渐发展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了武宗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三万七千多顷，加上以前的几处庄田，一共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庄的危害，远不止侵占土地这么简单。各处皇庄设有太监管事，太监和地方恶霸流氓勾结，为祸一方，“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靡不刮取”。

在皇室的示范效应下，其他王爷、文臣武将纷纷效仿。《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多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室豪门兼并了，并且他们兼并的还大都是良田沃土。土地减少了一半，但是朝廷的赋税丝毫没有减少，这些赋税全转嫁到农民头上。史书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松江人民的实际负担“十倍于宋”，决非虚言。

此处借用蒋兆和先生《流民图》

这些皇室还穷奢极欲，毫无悯农之心。比如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是宠妃郑贵妃所生，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明朝的军队饿着肚子去打仗，经过他家门外他也不拿出一粒粮食，明军怨声载道。当时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毫无远见，根本不听。最终城破，自己也被做成了福禄宴。

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广大的农民失去土地，于是大规模出外逃亡，成为流民。有的地区逃亡者超过了一半，甚至达到十分之九，这些被迫离乡的农民，扶老携幼，风餐露宿，许多人活活饿死。而明朝政府的态度是严格执行封禁政策，把农民的活路给堵死。压迫之下，走投无路的流民干脆造反，彻底抛弃了大明，最终在李自成的带领下攻入北京，明王朝寿终正寝。

此处借用蒋兆和先生《流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