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最盛大的节日是元宵，官员派利是
作者：吴钩，资深传媒人、青年学者。
若问宋代最热闹、最盛大的节日是哪个，答案不是春节，而是元宵。
元宵放灯期间，“家家灯火，处处管弦”，“灯品至多”，“精妙绝伦”；街头每天都有各色艺人表演各种娱乐节目，“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节目单比央视春晚的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入夜之后，万人空巷，都出门观赏花灯，街市上人多得连找个吃饭喝酒的地方都没有：“欲为夜宴，则绝无可往处，人多故也”；女孩子也穿得漂漂亮亮，出来尽兴游赏，甚至彻夜不归：“倾城仕女通宵出游，没些禁忌”。
官员派发利是
元宵节在宋代发展成最热闹的世俗狂欢节，跟市民文化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宋政府对元宵闹花灯的赞助是息息相关的。
唐朝时，元宵放灯时间为三天（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赵宋立国后，宋太祖于乾德五年正月下诏：“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将元宵放灯时间延长至五天。南宋淳祐年间，又增为六夜，正月十三日就开始放灯。
与元代“每值元夕，虽市井之间，灯火亦禁”、明朝因“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而“痛加禁约，以正风俗”的做法不同，宋政府对于元宵节的国民狂欢表现得非常宽容，诚如宋太祖所言，“宜纵士民之行乐”。北宋时，应天府倒发生过一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走了样，事情的真相其实是：应天府留守田登，名字与“灯”谐音。下属为避讳，遇到“灯”字一概改为“火”字。“忽遇上元，于是牓于通衢：‘奉台旨，民间依例放火三日。’”台谏官获悉此事，立即弹劾，田登因此被罢了官。宋朝从未有“不许百姓点灯”的事情。
恰恰相反，民间放灯一直受到宋政府的鼓励。南宋时，依照惯例，元宵期间，临安府会蠲免公租房的三日租金；从正月十四日起，官府每天都要给各支歌舞队发钱发酒，以资犒赏；每至傍晚，临安府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领取酒、烛到升暘宫，领取钱到春风楼。
到了放灯最后一夜，即正月十八日晚上，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每当这个时候，府尹大人就坐着小轿，在舞队的簇拥下，招摇过市，“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临安政府的“吏魁”跟在小轿后，背着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的都是“会子”（纸币），每遇到在杭州城做生意的商民，便给他们派钱，每人数十文，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这叫做“买市”。
不要以为这是我编出来的，《武林旧事》有记载：“吏魁以大囊贮楮券，凡遇小经纪人，必犒数十，谓之‘买市’。”有一些狡黠的小商人，用小托盘放着梨、藕数片，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重复领赏，官府也不去计较。
天子与民同乐
宋朝的元宵节还有一个惯例：天子与民同乐，以示亲民。一首宋代小词写道：“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说的便是宋朝皇帝在宣德门与民同赏元宵的情景。
每年的正月十四（或十五或十六）之夜，皇帝都要“乘小辇，幸宣德门”，观赏花灯；随后，“驾登宣德楼”，宣德楼下早已搭好一个大露台，诸色艺人在露台上表演相扑、蹴鞠、百戏等节目，皇帝坐在楼上欣赏表演，“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先到宣德门下的市民，“犹得瞻见天表”，得以近距离一睹龙颜。
这时候，叫卖“市食盘架”的小贩守候在门外，等着赏灯的嫔妃宣唤，皇室中人叫买小吃零食，出手非常大方：“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些幸运的小贩，一夜之间就发了财，“有一夕而至富者”。
北宋徽宗年间，皇室还在皇城端门摆出御酒，叫“金瓯酒”，由光禄寺的近千名工作人员“把着金卮劝酒”。“那看灯的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侍卫呼喝提醒游人：“一人只得吃一杯！”
话说有一年元宵，女子游了皇城后，已是深夜时分，见端门摆着“金瓯酒”，也饮了一杯。饮酒后，又顺手牵羊将金酒杯塞进了怀里，想偷走。谁知被皇室卫士发现，一把抓住，问她为什么偷东西。女子说：“妾身的夫君平日管得严，我今天喝了酒，面带酒容，回家后夫君会不高兴的。我将金杯带回去，做个证物，说是皇帝御赐的酒，夫君就不敢有意见了。”只听隔帘有人笑道：“将金杯送给她罢。”帘后那个说将金杯送给女子的人，便是宋徽宗。
这个故事记录在宋人万俟咏《凤皇枝令》诗的序言中，应该是可信的。后来又被改编进话本《宣和遗事》，就更有戏剧性了：“宣和间，上元张灯，许仕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在现代政治中，人们可以常常看到政治领袖表现出来的“亲民秀”。元宵节宋朝君主登上宣德门楼看花灯，当然不是贪图声色享受，而是“秀亲民”，用宋仁宗的话来说：“朕非游观。与民同乐耳。”
2月14日晚，江西省上饶县石人乡举行元宵灯会，人们抬着“板凳龙”，走街串巷，欢度元宵佳节。 （新华社 艾世民/图）
消防官兵严阵以待
宋朝元夕放灯，“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那么多人涌上闹市，又是男女混杂，又是夜晚，又是满城灯火，免不了要对当时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安全提出挑战。
元宵节最容易发生的意外主要是火灾、儿童走失与治安事故、刑事犯罪。
正月还是天干物燥的时节，又兼千家万户彻夜燃烛点灯、燃放烟花，一不小心，便会引发火患。诗人陈著有一首《元宵》诗写道：“火是人生日用资，难凭回禄做儿嬉。千灯照夜成何事，一点疏防万屋危。”便是提醒家人：元宵放灯之时要注意防火。
所幸宋朝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消防制度，一百多万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专职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设一个巡察火警的哨岗，作为城市制高点的望火楼也是日夜有人值班瞭望，一旦发现哪处起火，立即拉响警报，附近的消防队很快出动救火。元宵放灯期间，宋政府当然更会注意火警，“分委府僚巡警风烛”。
巡警防范刑事犯罪
热闹的上元夜，文静的仕女都出门赏灯了，好动的儿童又如何肯呆在家里？他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但小孩子懵懂无知，人潮拥挤之下，极容易走失。这个问题，政府也应当给予解决。宋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每一坊的巷口，在没有乐棚的地方，多设几处“小影观棚子”，里面放皮影戏，吸引小朋友进来观看，“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万众狂欢之际，也难免有人浑水摸鱼，或诱拐儿童，或偷劫财物，或调戏妇人。宋神宗时，某年上元夜，礼部侍郎王韶的幼子王寀才五六岁，随着家人出门观灯，家人将小公子扛在肩上，边走边看，目光为华灯丽人所吸引，不料有一伙奸人，见王寀头戴珠帽，晓得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便趁着人潮拥挤，将王寀抢走了。王寀虽年幼，却极聪慧，也很镇定，一声不吭，悄悄将戴着的珠帽塞进怀里。待奸人扛着他走到东华门时，王寀看到皇室的侍卫队，立即大呼。奸人骇惧，只好摞下孩子逃走。宋神宗叫人将王寀抱来，一问才知道是王韶的儿子，便交待侍卫把孩子送回王家，并下令开封府追捕奸人。
为防范这样的奸人趁火打劫，趁乱作案，宋政府在元宵夜会加强巡警，“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都辖房”是宋政府设于城市的治安机构，“专以缉捕为职”。凡热闹人多之处，皆点巨烛、松柴照路，亮如白昼。又派大量兵卒巡逻、站岗。宣德楼下，更是戒备森严，“两边皆禁卫排立”。
囚犯元宵示众
元宵放灯之期，设于京城的几个刑狱机构，也会张灯，“建净狱道场”，利用灯饰、图像演绎“狱户故事”，同时“陈列狱具”。这是对潜在不法分子的警示与威慑。临安府（开封府）的“元宵法制警示”最有意思：在“繁闹之地”点燃巨烛，“照耀如昼”，警卫押着囚犯数人，并有布幅纸板写明他们的犯罪行为：“某人为不合抢扑钗环，挨搪妇女。”意思是说，这些不法分子乘人不备抢夺观灯妇女的环钗饰物，或趁着人流如潮对观灯女性耍流氓。然后，京尹当众宣布对他们的法律惩罚。
实际上这是一场表演，那些被当众宣判的囚犯，并不是真的犯了盗抢财物与调戏妇女之罪，而是监狱里的犯人，被官府临时提出来充当一回“群众演员”，以配合官方的“元宵法制警示”。官府的用意，是“姑借此以警奸民”。
可以看出，宋朝对于“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的元宵狂欢，并无意于干涉，政府禁止的对象只是“抢扑钗环，挨搪妇女”的不法行为。倒是明代弘治年间，朝廷曾饬令两京并各州府严禁妇女元宵夜游；清代嘉庆年间，也有大臣提出查禁上元夜“男女交路，而瓜李无嫌”的“狂荡”行为；元代更是干脆禁止民间元宵放灯。生活在元朝的宋遗民刘辰翁，只能通过对故国元宵花灯的回忆来排遣愁怀了：“不是重看灯，重见河边女。长是蛾儿作队行，路转风吹去。十载废元宵，满耳番腔鼓。欲识尊前太守谁，起向尊前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