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说大清毋庸置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在中华帝国史上诸王朝中,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汉时的西域,唐时的吐蕃,蒙古和台湾,全都被它纳入版图,远远超过自秦开始,汉、唐、宋、明因之的“传统疆域”。清的人口也超过历朝历代。据统计,秦代人口不过两千万,汉最多六千万,晋一千六百多万,唐四五千万,北宋四千六百万,元末五千余万,明末六千余万,清的人口则至少上亿。所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当有不少是大清帝国留给中华民国的“人力资源”或“人口遗产”。
清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的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我们不妨将其与暴秦、强汉和盛唐做一个比较。秦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秦始皇“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结果怎么样呢?“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汉的军事力量也是很强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铁马金戈,所向披靡。“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在汉帝国那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结果怎么样呢?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疆域广阔,人口众多,武力强大,并不等于这个王朝就一定强盛,更不等于其统治者就一定能坐稳江山。元之疆域既广,人口亦多,武力更强,却不过百年而亡。相反,同为“异族”入主中原,清的寿命就长得多。而且,清帝逊位以后,尚能享尊号宫室不变,结局并不太坏。事实上,大清王朝的国运十分长久,即便从1644年入关算起,也有二百六十七年,仅次于汉(四百二十六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宋(三百一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但汉有新莽,实为两代;唐有武周,实为腰斩;宋则后来只有半壁江山,北宋不过一百六十七年。而如果从1616年建国算起,清之国祚则还要超过明,竟长达二百九十五年之久。这样算下来,清竟要排在第一。
长治久安的秘密不在兵强马壮,更不在地大物博,而在政治清明。在同为集权政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代的状况至少不能说是最坏的。相反,清之所谓“康雍乾盛世”,持续一百三十四年,远远超过汉的“文景之治”(四十年),隋的“开皇之治”(二十四年),唐的“贞观之治”(二十三年),宋的“太祖太宗之治”(三十八年),明的“仁宣之治”(十一年)。当然,诸朝还有其他“治世”,但断断续续,远不如清之“治世”连续三朝,一贯到底。
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披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
民生和民族也基本不成问题。所谓“基本不成问题”,是说其民生状态和民族关系都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坏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实际上清代统治者生活尚属节俭,康熙年间皇室年开支不过三万两,远远低于明的年开支一百六十一万两。他们对民生问题相当重视,政策也算宽松。自康熙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即宣布“永不加赋”,以致康熙至道光一百八十九年间,民生富足,百姓多能维持小康。晚清时虽遭太平天国破坏,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竟高达年均15%,这岂是崩溃的迹象?当然,集权统治下广大平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困苦的。但这是历代王朝之通病,非清朝而独然。何况,清末民生再苦,也没有像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天灾与人祸并行,灾变与民变并举,饿殍遍地,饥民满国,处处揭竿而起。清王朝,不是因民生问题灭亡的。
民族问题亦然。历朝历代都有民族问题,但清的情况相对较好。汉、唐征伐不断,结果两败俱伤,只好和亲了事;宋、明放任自流,结果无力还手,终于国破家亡。元的情况最坏,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结果是自己也被灭了。只有清,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化敌为友,以少胜多,成功地创造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蒙古是其亲戚(蒙满贵族长期通婚),汉人是其子民(康熙以后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西藏是其臣属(达lai和班chan均由其册封),新疆是其辖地(后更正式设省)。曾经让许多王朝头疼的“蛮yi”和“外敌”,连同也曾被视作“蛮yi”和“外敌”的清朝统治者自己,统统变成了“中国人”和“自己人”。这真是何等了得!
当然,民族矛盾总是存在的,“反清复明”和“驱逐鞑虏”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对此要做分析。在我看来,其原因有四。一是“夷夏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伤痛记忆犹新,三是满汉两族在许多方面并不平等(尤其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再就是革命造反需要一个直截了当、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了。在一个民族情绪甚浓的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最煽情的,何况汉人原本是多数。但不管怎么说,清末民族矛盾绝没有发展到元末爆发民族起义的程度。相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各族人民都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清王朝,也不是因民族问题灭亡的(以上综述,参考了赵无眠先生的研究成果,请参看赵无眠《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
事实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清朝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这多半是因为他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政权的颠覆时时怀有戒心,因此居安思危,殚精竭虑,扬己(满族)之长,避彼(汉族)之短,从而将帝国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不比历朝历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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