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日伪警队当巡长 后昂首赴刑只为古老民族不被日本人欺负

记住英雄，传承历史。抗日英烈故事之张敬文

1936年10月13日，冰城哈尔滨乌云翻滚，一群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日本兵，押送着一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往刑场走去。队伍中，张敬文身穿长衫、遍体鳞伤，昂着头、挺着胸，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张敬文烈士（1902-1936）原名张义堂，曾用名张敬生、张瑞林、张生。山东省阳谷县人。2014年9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抗日英烈荣誉称号。

张敬文烈士照片

张敬文烈士简介

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

张敬文烈士是山东省阳谷县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冯玉祥部队。曾以警察总署警士、警察署巡长公开身份为掩护，在敌人内部开展党的活动。1932年3月任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书记。1934年1月到大连工作，先后在满铁、码头、印刷厂等地发展党员，建立支部。1935年1月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积极组织党员和进步工人北上参加抗日联军。1936年4月任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1936年6月13日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虽施尽酷刑，却一无所获。张敬文把牢狱当战场，强忍遍体伤痛，向难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坚定对敌斗争的信念。1936年10月13日下午，被日本统治者杀害，时年34岁。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吉林省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张敬文烈士生平经历

张敬文，原名张义堂，曾用名张竞生，1902年生于山东省阳谷县北田庄，幼年丧母，9岁随父来大连谋生。当时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受奴役，生活十分困难。他17岁那年，父亲托人送他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小印刷厂当学徒工。

张敬文在印刷厂学徒期间，每天早来晚走，拼命劳动，一天干12个小时的活，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但每月的工资连吃饭都不够，还经常受厂主的辱骂和毒打。张敬文忍气吞声地干了7年，学到了一手熟练的印刷技术。一天，他觉得这牛马不如的生活，再也过不下去了，愤然将印字房的机器、字盘砸毁，因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折磨，牙被打掉好几颗。后来，在朋友的营救下，才死里逃生。他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于1925年离开大连，先在冯玉祥部队当兵，后于1928年4月通过亲友介绍，到吉林省德惠县中东路东省特别区第二警察总署当了警士。

在这里，张敬文结识了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员吕清潭，在吕清潭帮助教育下，逐渐懂得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他被提升为陶赖昭派出所巡长。从此，张敬文就以巡长的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在敌人内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在派出所经常找警士谈工作，唠家常，对他们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扩大组织。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张敬文任特支书记，直属满洲省委领导。他工作大胆、细致，认真负责，关心同志的疾苦，勇于挑重担，又注意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在他领导下，中共陶赖昭特支作了许多发动群众的工作。

1933年10月，以张洛书为书记的中共大连市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为尽快恢复大连党的组织，派张敬文来大连开展工作。张敬文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以回山东原籍为由辞去巡长职务。于1934年1月来到大连。为了能在这个敌人统治非常严密的城市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张敬文先在西岗舅父杨文志家落脚，后又搬到一位同乡——铁路工人高恒星家里住。出于安全考虑，张敬文让其舅父杨文志做交通员与满省省委联系。张敬文以大连《满洲日日新闻》印刷工人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依靠山东阳谷县同乡的关系开展发展党员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张敬文在工人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考察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白天到工厂干活，晚上深入到工人家里，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张敬文知识丰富，很善于讲话。在谈话中，他反复向工人讲述历史，教育工人不要仅仅从历代帝王的更迭来看历史，还要从社会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来考察历史。他还向工人讲解社会发展史，告诉工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还结合实际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指出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弊端的根本出路。

一次，同乡孔昭月问他：“为什么我们这些穷孩子上不了学，应该怎么办?”张敬文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个别人的问题解决了，整个社会问题还是仍然存在，只有彻底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解决穷孩子上学等一系列问题。”张敬文还常用身边发生的事启发工人。有一次他对码头工人杨庆生说：“我见过一个日本人坐中国人力车，从码头到浪速町(今天津街)，车夫拉到目的地向日本人要钱，那日本人不把钱交给车夫，却把钱扔到地上，侮辱中国人到这种程度!车夫忍气吞声地捡起来，一数钱太少，再向那个日本人要钱，那家伙竟理也不理，挺着肚子扬长而去。为什么我们这个古老而且人口众多的民族，却老是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呢?”杨庆生听后，联想自己平时受到日本人的欺侮，对日本侵略者更加仇恨了，斗争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