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到底是真君子还是假仁义,宁愿被曹操追上也不抛弃百姓
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其中有这么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近似伪”(《中国小说史略》),这句话本来并不过分,因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将刘备作为封建时代的“仁君”形象而加以塑造的,与历史上的枭雄刘备自然不可混为一谈。然而许多读书不细心的朋友人往往先入为主的以《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代入历史上的刘备,最后得出诸如刘备“虚伪”、“沽名钓誉”等结论,这就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本文拟从史实的角度,谈谈刘备的“仁义”。
刘备讲“信义”,最典型的表现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备从樊城向江陵退却时: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先主传》)
当有人劝说他抛弃随行的民众而独自逃跑时,他却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断然加以拒绝。对此,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给予了高度评价:“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先主传》引裴注)
刘备讲“宽仁”,魏国的傅斡评价刘备,说他“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他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晋人张辅也说刘备“威而有恩,勇而有义,宽宏而有大略。”
——以上分别见《先主传》裴注引《傅子》、《先主传》陈寿评曰、《艺文类聚》卷22《人部·品藻》
有人认为,刘备所谓的“信义”、“宽仁”等是虚伪的。更有甚者,认为传统的仁、义、宽、信等道德观念都是虚伪的。其实,中国传统的“信义”、“宽仁”等道德观念,对于个人品德修养,对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对于协调人际关系,不但在古代具有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其积极意义也不应完全抹杀。但是,社会道德不是万能的,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道德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第二,道德不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问题。某些人嘲笑道德软弱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道德在某些问题上无能为力;某些人痛责道德虚伪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遵循道德原则。其实,这些人正是犯了道德万能的错误。
刘备的“信义”、“宽仁”都是虚伪的吗?恐怕也不能这么认为。刘备任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先主传》)若没有平日真诚的宽仁表现,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刘备退往江陵时,后面有曹操的精骑紧追不舍,他宁可被曹操追上,也不愿抛弃追随他的百姓。像这样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信义和宽仁,能说是“虚伪”吗?
那么,刘备是否应该在各类问题上都讲“信义”和“宽仁”呢?显然也不能这么要求。因为道德不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问题。例如,军事斗争讲“诈”,不能言“信”;政治斗争讲“权”,不能言“义”,等等。原则上虽是如此,但在具体问题上区分哪个适用、哪个不适用就没那么简单了。
比方说,在对待益州问题上,刘备是应该接受法正等人的建议,乘刘璋邀请之机进占西川,还是恪守“信义”,坐守荆州?答案理所当然的是前者,因为进占益州是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这个目标的实现是迟早的事,至于用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抑或两者并用,只是方法问题。尽管刘璋邀请刘备的态度是诚恳的、言词是热情的,但最终目的是让刘备为其占领汉中,防守北方,对抗曹操。刘备如果真的傻到恪守“信义”的地步,那就根本甭想做益州的主人,顶多是充当刘璋的炮灰。
又比如,刘备攻下涪城,心中十分高兴,遂大会诸将,饮酒作乐。席间,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
刘备拘泥于信义,几此丧失了速取益州的机会,庞统早就看在眼里,为使刘备早日摆脱信义宽仁等观念的束缚,庞统便接过话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正得意时,不由大怒,反驳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庞统见状,只得退席。但刘备随即发现自己失态,不一会又将庞统请了回来。庞统回到座位,对刚才发生的事也不置可否,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刘备见状,问道:“向者之论,阿谁为失?”庞统则回答:“君臣俱失。”于是,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君臣俱失”,是说刘备和庞统都有过失。
庞统的过失是用“仁义”的标准衡量“伐人之国而以为欢”的行为;其实话虽出自庞统之口,意思却是刘备的,因为刘备在与刘璋争夺益州的斗争中,常常被信义所困扰。庞统否定了自己,也就否定了刘备 ,否定了“仁义”作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标准。 作者:千年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