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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大清王朝末代皇后婉容之死揭秘:曾被弃尸水沟旁

我们李家是上世纪初从山东逃荒落户吉林延吉的。我的父亲李延田,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曾任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干部,当年受审查恢复党籍时曾由朱德总司令亲笔签字作结论。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被党派回东北,先后在抚顺、吉林(市)、延吉公安局任职。1946年,在延吉公安局第一科(社会科)任科长的父亲,介绍我老叔、18岁的李延侠参加了革命。当时,智姐记得,延吉监狱(当地称江北大狱)刚刚回到人民手中,正缺人手,老叔曾有一段时间在延吉监狱工作。

1946年的五六月间,末代皇后婉容和末代王妃嵯峨浩(溥杰的日本妻子)等,被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吉林(市)转送到延吉,就安置在延吉监狱。原来,1945年8月13日清晨,在苏联军队将占领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前夕,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不战自退,并向通化转移。身体衰弱、终日与鸦片为伴的婉容,也由太监背着,跟着伪满康德皇帝溥仪的小朝廷,尾随关东军向东溃逃。8月14日,溥仪一行逃到了临江的大栗子沟。8月17日,在大栗子沟日本人开的铁矿住所,傀儡康德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满洲国”宣告灭亡。8月19日晚,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转道奉天(沈阳)准备逃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被苏军逮捕),就把婉容等家眷扔在了大栗子沟。不久,婉容等被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收容。

智姐回忆说,当年她虽然只有8岁,但家里的事记得都很清楚。一天早上,老叔回家说:“皇后娘娘来了,昨晚上闹了一宿,我也不能睡觉。”老叔说完,扒拉几口饭,又到监狱上班了。他说的皇后娘娘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在那段日子里,因看护婉容的仅他一人,老叔上班时间没有规律,经常是一天一夜才回一趟家,回来每次都凑在奶奶耳边说些什么。智姐听不清,但她记得老叔当年亲口对家里人说:“皇后娘娘自己住一个房间,身边没有人照顾,因抽不到‘大烟’,所以,一犯烟瘾,她就连翻带滚,又哭又叫,甚至把被褥和衣服都撕成了布条,精神很不正常。”奶奶听了之后,十分同情,就对老叔说:“不管怎样,人家也是皇后娘娘,一定要照顾好。她过去已经抽惯了‘大烟’,如今没有了,肯定受不了,再折腾下去就没命了。去找你二哥(我父亲李延田),就说我说的,给皇后娘娘点‘烟’,让她安静下来再说。”老叔特别听奶奶的话,立刻找到在公安局任社会科科长的二哥李延田,说明了来意。其实,当时身为公安局社会科科长的李延田,可能负责婉容等的安置看护工作,他又派了自己的弟弟具体负责看护。为了不扩散影响,父亲李延田亲自用缴获的大烟土熬成烟水,让李延侠分时限量给婉容喝,减轻她的毒瘾发作。由于当年仍处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时状态,因此父亲李延田的真实身份(从事特工工作)是不公开的。恐怕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当年婉容喝的“大烟”水是谁给煮的。

在那段日子里,为了照顾婉容,老叔李延侠没日没夜地待在监狱里,整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胃病都犯了。那时,老叔的行动挺诡秘的,有一件事智姐当时觉得很奇怪:老叔下班回家,说领她出去玩儿。老叔骑一辆破自行车,没有后支架,下了车就往墙上靠。这次老叔是骑车带智姐去一家离市(县)公安局不远的饭馆,是朝鲜族人开的。老叔进屋就问:“好了吗?”服务员说:“没好。”老叔对智姐说:“走吧,你自个回家吧。”智姐只好自己回到家。隔一两天,老叔又骑自行车带智姐去那家饭馆,进屋仍然问:“好了吗?”服务员回答:“好啦!”老叔进去拎出一个饭盒,用白包皮包上,放在自行车把上,又告诉智姐:“你自个回家吧。”智姐生了气,回家对奶奶说:“奶,老叔下馆子去了。”当时家里穷,老叔又是“供给制”,是没有工资的,奶奶又管得严,老叔哪有钱下馆子?可是,奶奶听了智姐的“告状”话,没惊讶也没生气,只是点点头。现在想起来,老叔去饭馆,可能是给婉容买好吃的,也可能按我父亲李延田的吩咐,在送煮好的大烟水。可见,都是为了照顾好婉容,尽可能地减轻痛苦,延长她的生命。

智姐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晨,老叔李延侠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对奶奶说,皇后娘娘天没亮就咽了气,死时也没有亲人在身边。当时没上班,狱门开不开,手续还没办。办完手续,上了班才抬出去。不知是否领导有话,还是因为监狱条件太差,几个犯人用炕席裹了婉容的尸体,抬到了监狱东墙外的水沟旁。

奶奶一听老叔的介绍就急了,马上嘱咐老叔说:“这可不行,不管咋的,人家也是有身份的人,大清朝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娘娘,人死了连棺材都没有,这事说不过去。不管怎样,也要弇装入殓,有葬身之地。快去找你二哥(李延田)想办法。”老叔听奶奶这么一说,也犯了难。他十分委屈地对奶奶说,现在这条件,棺材铺早就关板(关门)了,上哪儿弄棺材去?再说婉容是个被推翻的封建皇后,谁还愿意跟她“沾边儿”?奶奶激动地说:“不行!不行!皇后娘娘活着富贵,死了也要安身,一定要弄口棺材给安葬了,延侠你要是不去找你二哥,我去!”

奶奶说话挺严厉,老叔扒拉几口饭,出门就走了。奶奶在家里等老叔的回信。因为老叔当年才18岁,又刚参加工作,弄棺材安葬婉容这么大的事,他肯定自己做不了主。老叔一整天没有回家,奶奶仍不停地念叨,盼着。下午三四点钟,老叔回来了。向奶奶汇报说,又忙活了一大天,在监狱里找到几块木床板,和犯人一起钉了口棺材,虽然简易,但还挺结实。他指挥4名犯人抬着棺材来到监狱东墙外水沟旁,打开棺盖,又将裹尸的炕席打开,把婉容小心抬进棺内。其间还有什么细节老叔没有说,只讲了婉容没有什么东西(遗物)随葬,只有一杆黄色的烟枪是她生前喜爱之物,不弃不离,干脆当做随葬品放在了棺里。之后,钉上棺盖。老叔领着犯人,走了挺远一段路,挖了个大坑将婉容安葬。老叔还说,皇后娘娘人不胖,抬着很沉,走了挺远才挖坑埋的。这回埋得挺深,狗也扒不出,涨水也淹不着。奶奶听了老叔的“汇报”,脸色方才舒展开来。接着,奶奶问,这个事(婉容安葬)还有谁知道,老叔说,此为“秘密安葬”,不能“声张”,没有什么人知道,对几个犯人已下了“死令”,不许对外说。奶奶才放下心来,又去烧香拜佛祈求保佑。

智姐讲完这段往事后,在场的我和其他几位姐姐都说我们李家为“皇后娘娘”做了一件大好事,做得“值”。这时,我玉姐(我大伯父之女李万玉)突然想起一件更值得注意的事,她当场插话说,当年她曾经去过二叔(我父亲)办公室,是一幢旧式平房,室内有一排拉板式的格子,里面装被褥和物品。二叔没在办公室,勤务兵孙凤松接待。玉姐看见桌上放了一个灯样之物,就问孙凤松:这是什么?孙凤松神秘地回答:“这是皇后娘娘留下的大烟灯,首长(我父亲)指示登记入库。”值此,在场的姐姐们都分析说,安葬婉容,老叔肯定向父亲汇报了,父亲同意了,大烟灯只是对婉容安葬的一个报告和证明。玉姐的回忆使我们将婉容的安葬和父亲紧密地联系起来。

智姐(李万智)、玉姐(李万玉)对婉容安葬的经过的回忆,我们家人当然相信这全是真的,可是他人会怎样看呢?为此,我亦作了详尽的考证分析:智姐为省司法系统(长春监狱)退休干警(科级待遇),今年虽已72岁,但身体尚好,记忆清楚,无智力障碍;当年,即1946年,已经八九岁,应有完全之记忆,相信不会说假话,且此事曾在几年前和老叔的大女儿李万军说过,他们均有证实。

玉姐(李万玉)1932年生人,今年77岁,退休前是长春第十中学高中语文教员,为人直爽,一生“以德为教”。当年在父亲办公室看到的婉容遗留的大烟灯一事真实可信,至于大烟灯现在何处则不得而知。后来,我又见玉姐一面,玉姐谈起当年告知大烟灯为婉容所用的勤务兵孙凤松时说,他是永吉人,已去世。智姐所说奶奶李邢氏,是信佛之人,素来行善,且一贯实行家长制。他老人家让老叔去找二哥(我父亲),安葬婉容,是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符合她老人家爱管“闲事”、“助人为乐”的一贯人生。

老叔李延侠在上辈人中年龄最小,虽比父亲小十多岁,但做事踏实认真,解放后即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老实人。因当年有划清“阶级界限”问题,相信对重新安葬婉容这如此“重大行动”,年仅18岁的他,绝不会个人贸然所为。一定是按奶奶的要求,前去“请示”了我的父亲。至于老叔当年到底是什么身份,在得知婉容安葬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老叔之女李万华)专门到敦化市委组织部查阅了老叔(离休前曾任敦化市交通局长)档案。只见,在老叔的简历表上填写“1946年3月—12月在延吉(县)公安局司法科科员”。可见,老叔当年并不是延吉监狱的看守。因为按管理职能,未判刑之人不应收监,因此,也不应用监狱的看守。况且,当时是“战时状态”,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八路军)正有计划地从长春、吉林撤退。婉容虽在延吉监狱留置,不属于收监,故不需用看守,是特殊时期应急之便,具体护管工作当然由公安机关(司法科)派专人了。而护送和管理职责应在公安局的第一科即社会科(战时比较重要的部门)。

婉容遗体被扔在水沟旁,显然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又获重新安葬,显然是经过父亲李延田同意的。为何秘密安葬,是为不扩大影响。玉姐(李万玉)在父亲办公桌上所见的、婉容所用的烟灯就是证明(烟灯和烟枪是配套的,缺一不可)。至于我父亲李延田当时是否在延吉公安局社会科,查《中共长春党史人物传第十三卷》(中共长春市党史研究室编,何景方著)中《李延田传》写道: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在我党领导下的抚顺、吉林和延吉公安局担任社会科长”,“1946年1月,李延田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延吉)”。这里,“延吉公安局社会科长”和“1946年1月”正好对应。档案又记载:“1947年1月,调任额穆县合并到敦化县,李延田被任命副县长,不久任县长。”而老叔此时也离开延吉监狱、延吉公安局跟着父亲去额穆和敦化县了。我又翻到父亲早年在笔记本中所写的简历,也明确记载:“吉林省延边公安局社会科长,1946年6月至12月。”

由此可以看出,1947年1月前,即1946年6月,父亲李延田正在延吉公安局任社会科长,他作出决定,理所当然。老叔等人予以执行,将婉容重新安葬,也在职责之内、情理之中。至于父亲上边还有什么人,不甚清楚。不过,按职责,此类事父亲即有权作出决定。也许父亲当时是“个人行为”,所以才让老叔进行“秘密安葬”吧(由此推测完全可能,因为此过程至今未发现有官方登记),因此,其后许多年父亲和老叔也无需再提。查阅历史资料又得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八路军)进入东北时,毛主席、党中央曾经下达“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安葬婉容,也是一个具体落实吧。

又听智姐介绍,1946年延吉的公安局长正是父亲当年由党派去在东北军学兵队从事“兵运”工作的老战友聂怀德(曾任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父亲自西安事变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而聂则受党安排做其他工作,因而,初期父亲职级晋升很慢。虽然担任第一科(社会科长),聂局长很多事都让父亲来决定。又查,当年,在吉林省委、省政府(1946年5月28日)即迁往延吉,可见延吉公安工作十分重要。

至于为什么由老叔前去安葬婉容,我理解,由于当时延吉刚刚解放,人们对伪满洲国充满了仇恨,“恨屋及乌”,对婉容可能也会很有敌意,去看护管理和掩埋尸体,不太情愿吧。这事只有老叔来干了,因既有奶奶的嘱托,又有我父亲的“命令”,且不能对外声张。老叔上了一宿夜班,又不顾疲劳担当起重新安葬婉容的“任务”,很够忙活,难怪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到家。

现在,我和姐姐们又议论起婉容之死和进行安葬这件事,这么些年怎么从未听长辈说过。我打电话问老婶,老婶不知道。老叔8个子女,也未有一个人知道此事。只是我问起老叔之长女李万军姐时,她说,前几年曾听智姐(李万智)说过此事,也没在意。由此可见,智姐绝不是偶然起意,而是“早就知道”,随感而发。我的父亲生前也从未说过此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前从未向我们谈过他英勇机智的特工经历。老叔和父亲做了好事都不愿留名,这大概是家族的传统。还有可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怕政治上会受到“影响牵连”吧。文革后的1984年,老叔来长春时,智姐曾问他安葬婉容的事在文革中挨斗时说没说,老叔忙摆手说:“没说,没说,不知道,不知道,别再提了。”智姐也赶紧捂住了嘴。

事隔多年,我的父亲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叔也于上世纪80年代逝去。安葬婉容的更详尽情况已无从调查。在安葬婉容的事情上,我的家族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想这绝不仅仅是“家族行为”,父亲和老叔只不过是尽了责任,奶奶此义举只不过反映了中国人之善良愿望和仁爱之心。归根结底,是党的政策的结果。

以上关于婉容之死和安葬经过被重新发现,不免引起一系列史学研究问题。首先,是婉容病逝何地。王庆祥先生所著《婉容文绣传》、安龙祯等著《末代皇后婉容》书中提到: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披露:“‘八一五’后,她(婉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溥杰夫人嵯峨浩在她所著的《流浪的王妃》中提到:“婉容在曾经是朝鲜边境的图们,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的情形下,结束了她那悲剧的生涯”;李玉琴、李淑贤、王庆祥所著《末代皇后和皇妃》一书摘录了李玉琴的回忆录:“……部队正在为解放全中国而南征北战,带着她极不方便,加上她当时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队到延吉时,只好把她留在那里,以后听说她死在敦化了。”此外,于友发著的《从皇帝到公民》一书,《故宫旧藏人物照片》中的记载及《国舅·驸马·学者》等等书中的记述,也提出了当年婉容可能客死于吉林、通化、图们、敦化、延吉等地。但现已查明,兵荒马乱之际,上述说法都是传闻,并未亲见,因此皆缺乏有力的证据。而智姐和玉姐的回忆及我的考证,则再一次说明婉容当年确实病死于延吉监狱。

其次,关于婉容安葬经过。一种说法是:“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王庆祥在《溥仪和末代皇后婉容》一书中记载),另一种说法则是“延吉监狱为她制作一口棺材”,“军区卫生部张连长带了一个排的战士,手拿锹、镐在铁道以南、帽儿山下的南山根,挖了个深坑。战士们把婉容的棺柩头靠长白山,依图们江掩埋了,堆成一个高高的坟头”(安龙祯等编著的《末代皇后婉容》一书中记载)。笔者以为,婉容死后“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只说了一半,这一半也未完全说对,婉容开始是用炕席卷着扔在延吉监狱东墙外的水沟旁。2009年7月18日,我和智姐、玉姐等赴延吉,来到延吉监狱旧址,现已为延吉艺术剧场,旁边立有纪念碑。我们沿着剧场的外围,绕过延边歌舞团等楼宇,由南向东,一直走到水沟边。智姐肯定地说,老叔讲的婉容先前用炕席裹着就应该是扔在这儿。后又用棺木装着往前走(向东)埋的,前面是东山。陪我们来的姐夫杨立德(今年73岁)介绍说,我从小在这附近长大,一生未离开过延吉。监狱东墙外当年是埋(扔)死人的地乱石岗子,现在建起了一群楼。他们的说法也和婉容安葬地相吻合。至于安葬的具体地点,可能在楼宇之中,也可能再往前不远——东山角下。另一种说法重新安葬没有指明。“军区卫生部张连长带了一个排”,这事不可能。安葬婉容,挖墓坑根本用不了一个排。另,婉容当时并不归军区看护,此事与军区无关。

且当时是否已组建军区,待查。如当时真有一个排参与婉容的安葬,也够“隆重”的,这不符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且,那么多人参与安葬,其安葬地早就会有人指出,不至于直到现在仍是谜团一个了。智姐所说我老叔带4个犯人前去安葬比较确实可信。这次经李家智姐和玉姐的回忆,等于“婉容安葬经过”被重新发现,不但进一步验证了婉容的死地,而且更是填补了历史上的这段空白,否定了“用炕席卷着扔到北山上”的说法,使爱新觉罗家族和郭布罗家族减少了痛心和遗憾,增多了心灵上的些许安慰。

第三,安龙祯等编著《末代皇后婉容》一书中,关于护守婉容的战士和军区卫生部李科长二人引起笔者注意,此二人与我老叔和我父亲极有关联,现摘要如下:

和吉林市不同的是,在延吉的监狱中婉容、嵯峨浩和嫣生分别被安排在不同的牢房里。毓嵂、溥俭和毓岷和男犯人住在一起。婉容自己一人住在单独的监舍内,位于狱中的第一个房间。姚殿君(书中写该人为省公安局司法科副科长,其实当时“省公安局”未成立)同志回忆说,她当时不能行走,给她送去的饭菜也不吃,全都剩在牢房里。毓嵂也回忆说:“当时婉容患病,精神失常,还要吸鸦片。公家(指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作者)特地给她吸烟。除嵯峨浩照顾他以外,还有个犯人名叫周冷兰,也经常照顾她的生活。”嵯峨浩最关心的就是皇后婉容,因为她和婉容不住在一起。所以,当她带孩子嫣生外出玩耍时,她便向那位态度可亲的战士说:“我很不放心婉容皇后,能让我去看看皇后吗?”当时的嵯峨浩身着中国服装,彬彬有礼地向战士请求着。

“好吧,你去看看吧。”战士也客气地应允了嵯峨浩。但当嵯峨浩一走进婉容的牢房时就大吃一惊,只见婉容从床上掉到了水泥地上,而且她已经不会动弹了。嵯峨浩对战士说:“要是这样,皇后就要死了,最好能让她吃点东西才好。”战士说:“她的房间那味臭得都进不去人了,谁走进去都会染上病的!”“请允许我走进她的房间,给她洗干净,只在用饭的时候去,行吗?”嵯峨浩真是好心肠。

那个态度亲切的战士痛快地答应了嵯峨浩的要求。“那么,你明天再来看她吧。”嵯峨浩次日刚走到婉容的房间时,就看见那位战士正在打扫房间,婉容身上也只剩下贴身的内衣。嵯峨浩到洗衣房一看,放满热水的洋铁水桶里泡着婉容又脏又臭的衣服,由于失控的大小便污染婉容的衣服,真是臭气熏天!以后,这位热心的战士常给婉容清扫屋子。嵯峨浩天天给婉容送饭,她回忆道:“她(指婉容)看见我就叫起一个宫廷侍女的名字,同时还说:‘把手提包拿来,洗澡还没准备好吗?’婉容脸上居然露出了一缕笑容又说道:‘快把衣服拿来,大家也要早做准备。’‘好!是要早一点,请先用饭吧!吃完了再换衣服!’我(嵯峨浩——作者)耐心地劝她吃饭。‘还不快把衣服拿来!’婉容还是那句话。此刻的婉容把嵯峨浩当成了李玉琴,她又想起了在大栗子沟李玉琴给自己洗衣、洗被的情况。所以,婉容高兴地说:‘好!好!还是先吃饭’。于是,她真的开始吃饭了。住在“天一芳”饭店里的吉林军区卫生部的材料科李科长,时常用大锅熬大烟。当时负责打更的张传志同志好奇地问他:“熬那玩意儿干什么?”李科长答道:“这是蒋部长让给‘皇后’熬的。”监狱把卫生部送来的鸦片,定时定量送给“皇后”。

通过以上摘录分析,笔者认为,守护婉容的战士即应为我老叔李延侠,因为,看护婉容的只有一名战士,而老叔那段时间整天整宿不回家,其服务态度和热心都是老叔所为。而那位军区卫生部材料科李科长,即应似为我父亲李延田。其理由如下:由于当时为“战时状态”,我父亲的身份并未公开,以“军区卫生部”名义,照顾婉容,较为合情合理,容易被接受。但对“军区”、“卫生部”、“蒋部长”的提法尚需考证。军区卫生部材料科李科长为婉容熬大烟水,和我智姐所讲述二大爷(李延田)亲自煮大烟水,吩咐老叔分次定量给婉容喂服之情节惊人地吻合。在当时情况下,对婉容的管理和治疗应该是一致的,不可能再出一个“军区卫生部”,故管理和治疗事宜都应有公安局社会科负责。

至于婉容的安葬地,智姐听老叔说,当年是在原用炕席裹尸的地方又向前(向东山)走了很远才埋葬的,仍需进一步考证。能否寻到,仍然是一个历史谜团,有待于完全破解;寻到之后,如何再进行重新安葬等,这一切则要靠组织、靠社会了。笔者愿意会同相关部门、相关人员,以及爱新觉罗和郭布罗家族,继续进行考察和勘验,相信会有切实的结论。而且,应不会忘记作为重要物证——随婉容一起安葬的那杆漂亮的“烟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