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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三国史上诸葛亮七擒孟获产生的“副作用”

三国时代基本上是旷日持久的内战时代,在对外作战方面,鲜有传奇。但鲜者,并非无有,只是少见,东汉末期乃至三国近一个世纪,中原之外患并未停息,从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国部队不得不腾出空来,对外征战。其中最著名的战例有两起,一是曹操北征乌桓,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后人在评价这两起外战时,大多爱憎分明。对曹操北征乌桓,贬者居多;对诸葛亮南征孟获,赞誉一片。

当然,一起征战,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两方作用。三国这两起外战中,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那就是以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

这场外战史书多有记载,七擒孟获的传奇大多得到公认。传奇不是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正面评价,七擒孟获是儒家文化仁者无敌的延伸与升华。这也是最能体现诸葛亮具备正统汉才的战例, 诸葛亮的正统汉才,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面对周边甚多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对策,体现了汉才的宽仁。这对于收服南夷的人心,无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领孟获最终对诸葛亮的汉才感佩不已,那里不仅有智勇,更有仁义。

然而,后人在总结诸葛亮式的外战成功经验同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诸葛亮式外战既有长效的正面影响,也有一个长效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经细观,不易察觉。诸葛亮南征,又称南中平定战,主要征战对象是南方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先帝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军力有限,总兵力大约在3万人。

战役结束后,蜀军不留兵,不运粮,孟获因祸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不留兵,是想净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但是,他还是留下了非物质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范例。诸葛亮夷人治夷,对拉拢当地人心是有好处的,但震慑力却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犯汉的外族虽然不是一场大战役,但毕竟派出了3万军人,血淋淋的战争,变成了捉放游戏,没人计算这场游戏中川军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场厮杀,连野兽大象都上阵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虚拟战争。川军的生命,如此无辜,自己队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钱,就为了陪孟获玩?夷人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恩有了,德发扬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诸葛亮式外战的两个副作用暴露明显: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敌优待。它发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优待的信号,这种模式成为传统,就会长效作用,把夷惯坏。事实也确实如此。诸葛亮式外战其实是自汉以来,受到儒家洗礼的中国军队,确立的对外征战的一个基调,怀柔远人、尚德抑武之经,为对外征战的汉军的牙齿装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国手脚。

儒家文化仁、义、礼,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统而不治、抚而不治是为常用手段。 中国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国的对宗主国的感化,从而实现大同理想。

但是,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产物,夷狄不会感激大于恐惧,没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会真正与中国融为一体。可以想见,如果诸葛亮征战的是北方游牧部落,无论怎样感化,是很难喂饱对方的。到头来,得到的,很可能是东郭先生的下场。诸葛亮南征之后,孟获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换算,小小部落首领,享受着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抢来得还容易,还香甜,优哉游哉,何乐而不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