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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宋朝真实岳家军战斗力远不足以打败金国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在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这些指责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靠不住:首先,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其次,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第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后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然而在宋徽宗的31个儿子当中,赵构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在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很可能会崩溃。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到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的事情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2000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3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

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已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也未知这一猜疑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