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风的背后：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清谈最盛的朝代
所谓清谈，就是指不结合实际情况，就理论而理论，不讲实际，只谈玄理，天南海北，崇尚空谈。
清谈一说，根源于清谈之风。该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史称“正始之音”。而清谈之根，又源于玄学。玄学一派，始于何晏等人。《颜氏家训·勉学篇》载：“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后人将清淡雅论逐渐演化为清谈。
是中国历史上清谈最盛的朝代，许多文人墨客崇尚清谈，热爱清谈，以清谈为时尚，以清谈为高雅。朝野上下人人夸夸其谈，不务正事。坐而论道，虚假清高，谈的是逻辑，吐得是理论，拼的是口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还会延续两晋整个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黑暗，皇帝昏庸无能，不是傻瓜就是弱智。司马家族自开国皇帝外，其他的素质实在不敢恭维，大多是摆样子的傀儡，任凭得道小人摆布。
当皇权被架空后，权臣们就相互残杀，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有荒年，百姓则易子而食，甚而至于人吃人。这长达几百年的动荡受苦的不仅仅是百姓，连皇亲国戚也遭殃。贾南风的女儿被人贩卖，遭到非人虐待；皇子则遭到权臣的残杀。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有着远大志向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也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表达政治思想，无法实施其政治抱负。
于是只能避实就虚，谈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否则，一不小心触及到政治上那些敏感话题，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残酷的政治现实逼迫他们逃避现实，寻求，向老庄靠拢。
这是清谈之风之所以盛行的政治上的原因。
至于学理上的原因，这要追溯到思想所遭受的挑战。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其乐无穷。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无非《周易》、《》、《》等玄妙深奥之书，清谈的内容就是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
这些形而上的玄之又玄的东西，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都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如同现在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一样，认为学而无用，赚不了钞票，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其扣的帽子，是任何一个清谈家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汉魏之际学术之风曾一度盛行，历史到了曹魏时代，人才管理由最初的“唯才是举”变成了司马氏的严格压制。到了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晋朝政治局势跌宕起伏、很不稳定，奸邪当道、滥杀无辜；加之军事上的连连失利，对于政治一类的话题，整个时代的人都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于是，自上而下刮起了一股“装”风：不管是养尊处优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文弱书生，装傻、装糊涂、装疯、装病，进而是隐居、避世、遁迹江湖……
如大书法家，这个人想必不傻，否则就写不出这么好的《兰亭集序》，但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脑子有问题，要不然就是在装傻充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他也是讨厌政治的腐败，但苦于自己无法面对，无法解决，只好退隐山林，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总之，一句话，因为无法面对现实，无法谈论现实，但话还得说，屁还得放，于是就“地对地，空对空”，以闲聊胡扯的方式来宣泄乱弹吧。
所以说，“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自此以后，就逐渐衍生出了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不过，愚以为，“清谈误国”之说有些嫁祸于人之嫌疑。明明是昏君误国、乱臣误国，却通过史书的胡乱杜撰把这顶帽子扣到了文人身上。就算文人高谈阔论、不切实际，也无论如何是误不了国的甚至灭不了国的。更何况，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
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此语可谓公道。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还是热心政治，思建事功。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谓之“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故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异，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竹林贤士对政治的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但是，隐逸之士，更谈不上政治责任，虽清谈如何误国？
至于后来西晋名士王衍也只是贪恋禄位，好为空言，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谋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误国之罪如何从清谈之中而求之？东晋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贤相，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如何能贯之以误国之罪名？
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后，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就是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给清谈扣这帽子的，考究起来要查到石勒。当清谈名士王衍一行作了石勒的阶下囚之后，王衍辩说西晋灭亡责任不在于己，石勒大怒：“你名声传遍天下，少年时就位居显要，沉浮官场一直到白首，西晋灭亡怎说与你无关？破坏天下的就是你的罪过”，此言一出，基本上就为王衍定了案，就为清谈定了性，从此这些清谈之士就成了西晋灭亡的替罪羊。
事实上，西晋亡在择帝不当而引起的八王之乱，亡在话语权为一些集团所操纵，亡在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盛行，浮夸成风；亡在中央和地方争权夺利，将西晋之亡归罪于这些借保身而清谈的名士身上，真是千古奇冤！可怜，可悲，可笑。
试看今日，又有多少人在清谈？有多少人的闲聊？时下的某些领导，在高朋满座的会场上高谈阔论、气贯长虹，说的是不着边际、永远正确的废话，为了解困，有时夹杂些土话、腥话、混帐话提提神；总结、汇报也是统一的格式，共同的废话，洋洋洒洒几十张，林林总总几十条，却没有一条具有可操作性；视察工作时，走马观花还不过瘾，还要指导工作，指来导去还是云里雾里、不着边际、永远正确的大道理。如此等等。这些无用的清谈不仅大会讲、小会讲、天天讲、月月讲。
不仅现时某些领导喜欢清谈，各类媒体也深染沉疴，广播格式化，电视格式化，新闻格式化，评论格式化，解读格式化，只要找到类似的体裁将人物时间地点一变就行，从此，人人可为作家，个个可为新闻从业者，真个是天下大同。
颇有疑问的是，这是清谈家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
清谈一说，根源于清谈之风。该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史称“正始之音”。而清谈之根，又源于玄学。玄学一派，始于何晏等人。《颜氏家训·勉学篇》载：“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后人将清淡雅论逐渐演化为清谈。
是中国历史上清谈最盛的朝代，许多文人墨客崇尚清谈，热爱清谈，以清谈为时尚，以清谈为高雅。朝野上下人人夸夸其谈，不务正事。坐而论道，虚假清高，谈的是逻辑，吐得是理论，拼的是口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还会延续两晋整个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黑暗，皇帝昏庸无能，不是傻瓜就是弱智。司马家族自开国皇帝外，其他的素质实在不敢恭维，大多是摆样子的傀儡，任凭得道小人摆布。
当皇权被架空后，权臣们就相互残杀，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有荒年，百姓则易子而食，甚而至于人吃人。这长达几百年的动荡受苦的不仅仅是百姓，连皇亲国戚也遭殃。贾南风的女儿被人贩卖，遭到非人虐待；皇子则遭到权臣的残杀。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有着远大志向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也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表达政治思想，无法实施其政治抱负。
于是只能避实就虚，谈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否则，一不小心触及到政治上那些敏感话题，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残酷的政治现实逼迫他们逃避现实，寻求，向老庄靠拢。
这是清谈之风之所以盛行的政治上的原因。
至于学理上的原因，这要追溯到思想所遭受的挑战。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其乐无穷。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无非《周易》、《》、《》等玄妙深奥之书，清谈的内容就是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
这些形而上的玄之又玄的东西，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都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如同现在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一样，认为学而无用，赚不了钞票，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其扣的帽子，是任何一个清谈家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汉魏之际学术之风曾一度盛行，历史到了曹魏时代，人才管理由最初的“唯才是举”变成了司马氏的严格压制。到了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晋朝政治局势跌宕起伏、很不稳定，奸邪当道、滥杀无辜；加之军事上的连连失利，对于政治一类的话题，整个时代的人都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于是，自上而下刮起了一股“装”风：不管是养尊处优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文弱书生，装傻、装糊涂、装疯、装病，进而是隐居、避世、遁迹江湖……
如大书法家，这个人想必不傻，否则就写不出这么好的《兰亭集序》，但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脑子有问题，要不然就是在装傻充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他也是讨厌政治的腐败，但苦于自己无法面对，无法解决，只好退隐山林，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总之，一句话，因为无法面对现实，无法谈论现实，但话还得说，屁还得放，于是就“地对地，空对空”，以闲聊胡扯的方式来宣泄乱弹吧。
所以说，“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自此以后，就逐渐衍生出了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不过，愚以为，“清谈误国”之说有些嫁祸于人之嫌疑。明明是昏君误国、乱臣误国，却通过史书的胡乱杜撰把这顶帽子扣到了文人身上。就算文人高谈阔论、不切实际，也无论如何是误不了国的甚至灭不了国的。更何况，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
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此语可谓公道。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还是热心政治，思建事功。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谓之“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故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异，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竹林贤士对政治的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但是，隐逸之士，更谈不上政治责任，虽清谈如何误国？
至于后来西晋名士王衍也只是贪恋禄位，好为空言，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谋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误国之罪如何从清谈之中而求之？东晋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贤相，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如何能贯之以误国之罪名？
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后，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就是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给清谈扣这帽子的，考究起来要查到石勒。当清谈名士王衍一行作了石勒的阶下囚之后，王衍辩说西晋灭亡责任不在于己，石勒大怒：“你名声传遍天下，少年时就位居显要，沉浮官场一直到白首，西晋灭亡怎说与你无关？破坏天下的就是你的罪过”，此言一出，基本上就为王衍定了案，就为清谈定了性，从此这些清谈之士就成了西晋灭亡的替罪羊。
事实上，西晋亡在择帝不当而引起的八王之乱，亡在话语权为一些集团所操纵，亡在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盛行，浮夸成风；亡在中央和地方争权夺利，将西晋之亡归罪于这些借保身而清谈的名士身上，真是千古奇冤！可怜，可悲，可笑。
试看今日，又有多少人在清谈？有多少人的闲聊？时下的某些领导，在高朋满座的会场上高谈阔论、气贯长虹，说的是不着边际、永远正确的废话，为了解困，有时夹杂些土话、腥话、混帐话提提神；总结、汇报也是统一的格式，共同的废话，洋洋洒洒几十张，林林总总几十条，却没有一条具有可操作性；视察工作时，走马观花还不过瘾，还要指导工作，指来导去还是云里雾里、不着边际、永远正确的大道理。如此等等。这些无用的清谈不仅大会讲、小会讲、天天讲、月月讲。
不仅现时某些领导喜欢清谈，各类媒体也深染沉疴，广播格式化，电视格式化，新闻格式化，评论格式化，解读格式化，只要找到类似的体裁将人物时间地点一变就行，从此，人人可为作家，个个可为新闻从业者，真个是天下大同。
颇有疑问的是，这是清谈家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