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经济为何落后:既有通胀又有通缩
对于三国历史,社会大众包括专业学者关注、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变迁、军事斗争,货币经济及其造成的政治后果长期以来被轻视甚至忽视。陈教授据此指出,在货币经济上,三国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晋书?食货志》云:“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陈教授引此为证说,魏文帝不铸币,让百姓以物易物,市场上几乎没有货币流通,这当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魏明帝为了大兴土木而发行曹魏五铢。陈教授发现此钱“铸工粗糙、不修边幅,外缘多毛刺,内穿偏大,钱体轻薄。形制、质量与汉末剪轮五铢、对文五铢相近。”而剪轮五铢与对文五铢都是不符合法定价值的,易言之,这是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总之,曹魏通缩与通胀不定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很大,造成官民不便的严重后果。陈教授认为,这也是司马氏篡魏的部分原因。
蜀汉一般被认为是三国时期最弱小的一个政权,但颇为奇怪的是,蜀汉虽然最先亡国,却没有发生过像曹魏、孙吴那样严重的政局动荡。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蜀汉的货币政策,陈教授强调,这是了解蜀汉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重要缺环。
《三国志》注引《零陵先贤传》云:“(刘备)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刘备占据四川后,铸造直百五铢,此钱价值一百个(东汉)五铢,理论上它的成色应为五铢的一百倍。
陈彦良通过出土实物证据的考察,证明了直百五铢的实际价值低于其法定价值。也就是说,此钱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货膨胀。陈教授还分析说,由于东汉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交易体系崩溃,蜀汉此钱相对也能为百姓所接受。这种“有限通胀”,基本支撑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也是其政局相对稳定的货币经济史原因。
相对于蜀汉,孙吴则是严重通货膨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中(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此《传》又云:“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这种法定上当五百、当一千的大钱的实际价值严重低于其法定价值,且越到后来此钱的质量越轻。因此,孙吴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陈教授强调,根据考古实物的研究,孙吴的许多墓葬中出土的钱币,汉代钱币占绝大多数,而孙吴自铸钱币非常少。由此可知,孙吴所铸的通胀钱币远远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之用。就此而论,孙吴地区也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综而论之,孙吴政权是严重的通胀与通缩并存。史书上经常出现孙吴经济落后与内政动荡同时并存的记载,从货币经济史的角度看,也就无足为怪了。
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为何混乱不堪?
除了全汉N的“中古自然经济论”,陶希圣在《南北朝经济史》中说,这是一个货币大混乱的时代。全、陶二人的概括虽然比较准确,但是并不能说明,魏晋南北朝货币混乱产生的原因。陈彦良教授认为,研究货币经济史与政治史一样,解释历史如何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释历史为何发展。
杜佑《通典?食货》云:“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陈教授说,这个概括差不多已经点出魏晋南北朝货币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
杜佑的意思是,货币的最重要功能是价值尺度。货币价值尺度功能之所以能执行,往往不是因为数量过多,就是因为数量太少,或者是种类太多、不利兑换以及轻重或成色变化太快而引起。一旦发生通胀、通缩或形制混乱,货币的流动性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之受损,甚至退回到更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
陈教授说,杜佑之论与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深相契合,可以解释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混乱不堪的原因。如前述,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长期很少铸钱,一旦开铸又都是虚价劣钱即通胀,这导致钱废而不用,原来的优质好钱更被大量窖藏,遂至通缩。如此一来,通胀、通缩同时肆虐,造成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困局。
那么,对于这种通胀、通缩、币制混乱同时并存的情况,为何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呢?陈教授总结道,在位者无深识远虑、官僚贪污腐败、战乱不断是主要的三大原因。而这三种原因又与货币混乱互为因果,共同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落后。
陈教授最后举例说,东魏北齐的高澄曾经提出过与汉文帝完全相同的放任铸币政策,可惜大臣出于私利群起反对,故未能落实。且高澄提出此议不久即被降将刺杀,魏晋南北朝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整顿币制的曙光也就消失了。